高善文走了，終年55歲。
 
對一名經濟學家而言，55歲本應是研究與判斷最成熟的階段。他經歷過中國加入世貿後的高速增長，見證過樓市繁榮、地方融資擴張、國企坐大，也親眼看著中國由「世界工廠」走到今日高科技製造與出口撐起半邊天。
 
然而，他生命最後留下的，不是一份歌舞昇平的年度展望，而是幾句越來越像中國經濟墓誌銘的說話：
 
「生機勃勃的老年人、死氣沉沉的青年人、生無可戀的中年人。」
 
以及更早之前，那句令人難以忘記的警告：
 
「30歲以下的年輕人最可憐，如果國家這一次走錯了路，這輩子就可以洗洗睡了。」
 
當年不少人認為他過度悲觀。今日再看，卻發現高善文不是唱淡中國，而是太早看見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結構性轉折。
 
他看見的，不只是GDP增速由6%、5%慢慢下跌；而是一整個社會的收入預期、資產價格、消費信心與向上流動機會，同時轉弱。
 
而最令人唏噓的是，這位最重視數據、也最敢指出問題的經濟學家，最後正因質疑數據而被迫沉默。

官方仍有4.3%，百姓為何感覺不到增長？

中國最新公布的2026年第二季GDP按年增長4.3%，低於首季的5%，也是2022年底以來最低的季度增速；上半年經濟增長4.7%，表面上仍然接近全年4.5%至5%的官方目標。（Reuters）
 
假如只看GDP，中國經濟似乎只是「稍為放緩」，遠未至衰退。
 
但把其他數據放在一起，畫面便完全不同。
 
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按年下降5.7%，房地產開發投資大跌18%；6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只增長1%，相比之下，工業增加值仍有5.3%的增長。
 
這組數字說明，中國經濟不是全面停止增長，而是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供強需弱」：
 
工廠仍在生產，出口仍然強勁，AI、半導體、電動車、機械人等新產業仍獲大量資源扶持；但家庭不願消費，企業不願投資，樓市繼續下跌，地方政府忙於化債。
 
中國經濟仍然能夠製造很多東西，問題是中國人越來越不敢買東西。
 
這正是今日中國經濟最深層的矛盾：GDP仍有增長，社會卻失去「增長感」。
 
對普通家庭而言，經濟不是統計局公布的一條曲線，而是今年有沒有加薪、工作是否穩定、房子是否貶值、子女是否找到工作，以及手上的存款夠不夠應付下一場疾病或失業。
 
當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不樂觀，4.3%或者4.7%，便只是存在於報告上的繁榮。

高善文真正質疑的，不只是一個GDP數字

2024年底，高善文在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論壇上表示，他估計中國過去兩三年的實際GDP平均增速可能只有約2%，而不是官方公布的接近5%。
 
他又判斷，中國未來3至5年的較合理增速可能只有3%至4%，但官方數字仍可能長期維持在5%左右。其言論其後引起極大爭議，並據報遭到調查及禁止公開發言。
 
高善文的2%估算是否準確，可以繼續討論。
 
但他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準確猜中某一個小數點，而在於提出了一個中國經濟研究中越來越敏感的問題：
 
假如GDP增長接近5%，為何零售、投資、樓市、就業與居民收入的體感如此疲弱？
 
今年第二季GDP增長4.3%，但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卻下降5.7%，房地產投資下降18%，6月份零售只增長1%。這些數字與4%以上的整體增長並非不可能同時出現，因為出口、工業生產和部份服務業仍可提供支撐；但它們確實反映，中國經濟的增長成果與居民感受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大的斷裂。
 
高善文所質疑的，正是這道裂縫。
 
一個經濟體可以靠國企投資、工業生產與出口維持GDP，卻不能因此證明家庭生活正在改善。
 
假如增長沒有轉化為就業、工資、資產升值與消費信心，那麼這種增長對普通人而言，便是一場「看得見數字、摸不到收入」的繁榮。

最可憐的，確實是年輕人

2018年，高善文說，假如國家走錯了路，30歲以下年輕人「這輩子就可以洗洗睡了」。
 
當時中國GDP仍增長6.6%，樓價仍在高位，互聯網平台大量招聘，年輕人仍相信只要努力讀書、進入大城市、加入大型企業，便可以改變命運。
 
8年後，這套人生劇本逐漸失效。
 
樓價下跌，令上一代靠買樓累積財富的道路難以複製；高學歷人口急增，卻遇上白領職位增長放緩；平台經濟由擴張走向監管與裁員；AI與自動化投資雖然提高產能，卻未必創造足夠高薪職位。
 
於是年輕人開始考公務員、擠進國企、送外賣、做網約車，或者乾脆「躺平」。
 
這不是一代人突然失去鬥志，而是他們發現努力與回報之間的關係正在斷裂。
 
高善文那句「死氣沉沉的青年人」，之所以令人刺痛，並不是因為刻薄，而是因為準確。
 
老年人有退休金、有供完的房子、有多年儲蓄；中年人背著按揭、供養父母子女、不敢失業；年輕人則面對高門檻、低薪酬、短合約和看不清的未來。
 
不同年齡層對經濟的感受，已經完全分裂。

中國需要的不是叫人消費，而是給人消費的底氣

面對內需疲弱，政策最常見的做法是消費券、以舊換新、汽車補貼、家電補貼和減息。
 
這些措施可以把明年的消費提前到今年，卻不能真正改變家庭對未來的預期。
 
去年買了雪櫃，今年便不會再買；汽車補貼退坡後，汽車銷售便可能立即下跌。5月份中國零售銷售轉跌0.6%，部份原因正是以舊換新政策效應減弱及高基數影響。
 
要扭轉消費降級，真正需要修復的是三張資產負債表：
 
第一張是居民資產負債表。穩定樓市、處理爛尾樓、降低按揭負擔，避免家庭財富繼續縮水。
 
第二張是企業資產負債表。停止拖欠民企帳款，改善公平競爭，讓企業敢於投資、招聘和加薪。
 
第三張是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地方政府近年忙於化解隱性債務，財政資源被債務置換和利息支出所吸收，結果只能削減公共開支，進一步拖累投資與居民信心。（Reuters）
 
除此之外，還要增加醫療、養老、失業和育兒保障，把更多國民收入直接交到家庭手上。
 
消費不是宣傳出來的，而是收入與安全感支撐出來的。
 
一個擔心失業的人不會因為商場舉辦購物節便突然大手消費；一個房產跌價、父母醫療沒有保障、子女找不到工作的人，也不會因為銀行減息十幾個基點便立即借錢買車。
 
他最終輸給的，不是疾病，而是一個不能容納悲觀分析的年代。
 
高善文曾以一副對聯自嘲經濟學家：
 
「解釋過去頭頭是道，似乎有理；預測未來躲躲閃閃，誤差驚人。」
 
橫批是「經濟分析」。
 
這份幽默背後，其實是一種知識份子的自我警惕：經濟學家不是先知，任何預測都可能錯，因此更應該容許不同觀點、公開辯論和數據驗證。
 
可惜，中國經濟分析近年走向相反方向。
 
當分析師被要求「保持樂觀」，當指出失業、通縮、樓市下跌和GDP疑點被視為唱衰，研究便不再是尋找真相，而是替既定結論尋找論據。
 
這對經濟政策尤其危險。
 
金融市場可以暫時被情緒管理，經濟規律卻不會因為刪除文章而消失；失業者不會因為失業數據改善而自動找到工作，負資產家庭也不會因為媒體停止報道樓價下跌而重新消費。
 
一個國家最需要經濟學家的時候，往往不是繁榮時，而是危機逐漸形成、官方仍不願承認問題時。
 
高善文的可貴，正是他在這個時候仍然選擇說出自己的判斷。

數字可以被修飾，時代的體感不會說謊

高善文去世後，不少人稱他是少數敢說真話的經濟學家。
 
但或許更準確的說法是：他尊重數據，也尊重普通人的感受。
 
當GDP顯示接近5%的增長，他卻看見失業人口、收入預期、樓市跌價和消費收縮之間存在無法解釋的落差；當官方仍強調經濟穩中向好，他已經提醒，疫情與資產下跌造成的疤痕，會長期壓抑家庭消費。
 
今日中國第二季GDP降至4.3%，零售增長只有1%，投資與樓市繼續收縮，居民壞賬升至歷史高位。他多年前描述的那幅圖景——老年人尚有積蓄，青年人失去希望，中年人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越來越清晰。
 
高善文沒有等到中國真正修復居民資產負債表，也沒有等到消費重新取代投資和出口，成為經濟的可靠支柱。
 
他甚至沒有等到重新公開說話的那一天。
 
他道出了中國經濟的真相，卻在沉默中走完餘生。
 
對一名經濟學家而言，這或許是最悲涼的結局；對中國經濟而言，更值得警惕的卻是：一個社會失去敢講真話的人之後，問題並不會因此消失，只會更遲才被看見，也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補救。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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