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眯大」的故事 (上)

「眯大」，66屆初中畢業生。他的名字，幾乎從不被他的同學們使用，因為「眯大」這個綽號，比他的名字更能形像地勾勒出他的「差異化」特徵：小而瞇縫的眼睛，瘦而單薄的體格。

下鄉插隊時，我和他同室5年之久。 5年中，他是我們隊裏唯一比婦女工分低的男人。他不能勝任戶外勞動。無論甚麼農活：挖溝、薅草、施肥、收割、打場，他一概無所適從，總是戰戰兢兢，動作遲緩。一把草、一塊土，對他來說，都像是貴重的東西，生怕弄壞了它們。

「眯大」是初中生，公社知青辦幾次將他編入初中集體戶，均被他們班的同學拒絕。最後，他被強行塞到我們3個「可教子女」組成的高中組裏。理由是我們身強力壯，能挑所謂「革命重擔」。

懷著顧憐弱者的愉悅和高興，我們接納了他。

很快，我們發現：作為羸弱鈍拙的補償，他能很細心地燒飯燒菜。每天天不亮，我們去開早工，他留在家中燒早飯。中午一收工，他跌跌絆絆搶先趕到屋後小菜園去尋菜摘瓜，張羅中飯。晚上，一燈如豆，當我們靜靜地打開書本，開始一天中最甜蜜的享受時，他一遍遍洗擦鍋、瓢、碗、筷，燒好熱水等我們溫腳。

他不愛說話，只要有力所能及的活幹，渾身便顯出靜穆的謙卑和真切的興奮。在我們下鄉初期充滿歡笑的艱窘生活中，他像泥灰剝落的煙囪裏裊裊升起的炊煙，依依虛虛暖人心懷；也像褪色衣裝上一塊乾淨補丁，使我們並不輕鬆的生活變得平和完整。

兩年後，我的兩個夥伴「轉插」他鄉，去照應他們「全家下放」的父母，3間茅屋裏只剩下我和「眯大」兩個人。連年的減產，低廉的工價，生活不再是誘人的謎。枯燥、單調、忙碌、刻板，歲月彷彿塘邊的水車，踩來踩去仍在原地。

我拼命出工，好像只有奔走不停的肉體疲勞，才能給我短暫的安寧和片刻的平靜。我變得乖戾、沉默和暴躁；「眯大」則對沉重無助的鄉間生活充滿了迷茫、恐懼和絕望。每天太陽落山的時候，他總是站在屋簷下，呆呆地望著西沉的夕陽，怯懦而惆悵。

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允許部份知青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身子女、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裏。「眯大」是獨子，父親早亡，下鄉後城裏只剩老母一人，屬於名副其實的「身邊無子女」對象。期待政策落實，成為他經常回家的正當理由與改變命運的唯一希望。◇（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