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

謝謝各位,我是香港來的;叫武宜三;是香港五七學社成員,我今天想講一點中共黨史。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我們這裏在座的有兩位專家,一位是淩鋒先生,他是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專業畢業的;一位是陳愉林先生,他是中共資深黨員、中共高級幹部;他們對中共黨史有很深刻的認識,我在他們面前講這個題目,有點班門弄斧。

在上兩個月,中共遼寧省委黨校副校長戴茂林教授到香港來講學,他講什麼呢?他講的題目是《高崗事件和它的產生原因》,大家知道高崗是誰?高崗是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副主席,他救過共產黨和紅軍的命,是毛澤東的拜把兄弟;他後來被毛澤東出賣,成了中共黨內殘酷鬥爭的犧牲品。戴茂林教授講完之後,我就跟著發言;我說,一部中國共產黨黨史,據我看,不過是八個字,就是「無案不冤,無反不平」──我把這八個字命名為武宜三定律第二。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沒有做過一件好事,一部中共黨史充斥著冤假錯案,戴茂林教授今天講的內容,就給我的這條定律提供了有力證據。

但是,戴教授不同意我的說法,他說我的發言是以偏概全。這時候,旁邊一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馬上對戴教授說,那你能不能舉出一個例子,說明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現在,所製造的所有反革命集團案、反黨集團案、反什麼什麼的案件,還有哪一件是成立的?戴茂林先生支支吾吾了半天,他也舉不出一個例子來;那麼那位教授又接著說,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搞的這麼多案件,確實沒有哪一件是成立的。這從反面證明,武先生講的是對的。

中國共產黨就是「無案不冤,無反不平」,這是鐵的事實。

我還有一條武宜三定律第一,就是中國人愛中國,沒有好下場;中國人愛共產黨的中國,更沒有好下場。

我還有三條武宜三猜想,第一個猜想是,七七事變是中國共產黨搞出來的.第二個猜想是,李公樸、聞一多是中共特務殺死的,然後嫁禍給國民黨。第三個猜想:1958—1963年的大飢荒,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有計劃、有預謀的群體滅絕。

這些都是我的猜想,雖然還沒有充分證據,但是我猜的也是有道理的。中國共產黨幹壞事、搞恐怖,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它幹不出來的。
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以來幹過的事情,都是非常可怕的。它的專制、它的恐怖,是非常精細的,是無孔不入,它滲入到每一個人的毛孔和血液裏面去了。

我先舉一個錢基博(1887-1957)先生的例子。錢基博是個學問家,湖北省華中師範學院一級教授;他有個比他更出名的兒子,叫錢鐘書;他算是名子之父。1957年,他響應中共的號召,給中共提了些意見,被指「放出許多毒草」,劃成右派分子,帽子還沒來得及戴,就患重病而死去。學校領導認為,右派分子雖然已經死去,批判還得進行。批判會的規模浩大,全院數千名師生都參加。但被批判者已經死去,怎麼辦呢?中共領導決定父債子還,由他的兒子錢鐘書捧著靈牌代表父親接受批判;捧著靈牌接受批判的,還有他的女婿石聲淮,這個石聲淮也是右派分子。錢基博的弟弟錢基厚,也是右派分子。他一家三右派,還有一家七右派的,就是黃萬里一家。

我收集了很多案例,都是特別恐怖的。蕭光琰(1920—1968)也是一個比較典型的,蕭光琰從小移居美國。畢業於美國坡蒙那大學、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是化學博士,任芝加哥大學冶金研究所研究員、美國美孚石油公司化學師。1949年,因為參加美國的「中國科學工作者協議」、「中國學生基督協會」等組織活動,產生回國的願望,給高教部寫信要求回國。1950年,幾經周折,千辛萬苦,帶著日以繼夜搜集到的資料轉道香港回到中國,在石油部做研究工作。但是,回國不到九個月,「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了,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人們追問他「回國的動機是什麼」,中共懷疑他是美帝派回來的間諜;中共覺得你在美國生活那麼好怎麼會回來?你能夠幫中國共產黨把情報搞回來,那麼你一定也會幫美國搞情報出去。他傷心極了:「我愛黨冒險回國,誰知黨不愛我,把我關在門外……我有失戀的感覺……」1957年,被定為「內控右派」。1958年,被定為「白旗」。1968年,在大革文化命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關押,在連續殘酷毆打後自殺身亡。三天後,妻子甄素輝和15歲的女兒蕭絡連一起自殺,這是紅色恐怖的一個例子。

一個非常美好的家庭、一個非常有成就的科學家,回到他親愛的祖國,就全家被毀滅了!

我們這位淩鋒先生及在座的林其鑾老先生,他們都是基於愛所謂祖國、愛所謂民族而回到中國的,結果有的被國家殘害,有的被打成右派分子。所以說,現在你還想愛中國的話,請看看他們的例子。

那麼紅色恐怖到現在完了沒有?還沒有完。我接觸一些老右派先生,他們受害一生,到現在仍心有餘悸。如果叫他講過去的經歷,他們會說我現在生活過得還可以,請你不要干擾我,請你不要給我帶來麻煩。

上海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楊兆龍(1904-1979)先生,是大陸民國時代最後一位最高檢察長;1949年初,已接到加拿大、美國大學任教聘書,但是由於受中共地下黨的妻妹沙軼因竭力挽留、妻子的反對,沒有走成。中共讓接受李宗仁的任命,以便下令釋放政治犯,僅南京就釋放80餘人,上海釋放了360人,全國總計釋放萬餘個中共黨員。但是,1955年肅清反革命運動時,他卻被懷疑是潛伏特務,逼他坦白交代。1957年,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魏文伯、上海市市長柯慶施及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等先後請吃飯,鼓勵他向中共建言,並對他在肅反中所受的委屈表示歉意。新聞界紛紛來採訪,《光明日報》、《新民晚報》、《文匯報》、《新聞日報》都發表他的消息和文章。反右揭幕後,首當其衝受批判,連給董必武的信,也被截留,當作反面材料公佈,終於被打成極右派分子;下放到一個研究所做雜工。長子楊任遠(西安交大學生)、次子楊定亞(上海交大學生)、女兒楊黎明(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同時被劃為右派分子,家財全部被沒收;女婿陸錦碧(華東政法學院教師)也是右派分子。1963年,因想讓有病的學生和次子出國求學,而掉進中共特工的圈套,以歷史反革命罪和叛國投敵罪與次子楊定亞、學生饒大笏被上海市公安局一併逮捕。1966年,文革中楊妻沙溯因因不堪紅衛兵的百般淩辱,自縊身亡;其女被逼而遷居浙江海寧農村。1971年,楊被判處無期徒刑,抄沒全部家產。發配青海服苦役的女婿陸錦碧因寫批判毛林集團的萬言書,被判處死刑;幸好他的老師在那裏當省檢察長,就說他的證據還沒搞清楚,暫時不槍斃,改判二十年徒刑;就這樣撿了一條命。

我托上海的朋友打電話給楊兆龍的家人,想採訪一下他們,但得到的回答是:不用來找我了,因為國家已給我父親應有的評價,我們也過得很很好了。什麼評價?又沒有平反、又沒有賠償,你們受那麼多污辱、受殘害幾十年,家破人亡;可是,中共給他們一張白紙,就一筆勾銷了。再給一頂什麼委員之類帽子,他們便心滿意足了,實際上還是由於恐懼。

還有一個夾邊溝的倖存者,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甘肅省的夾邊溝勞改農場是怎麼回事。1958年三千多個右派分子在那裏勞改,由於寒冷、超強度苦役、過度飢餓,加上各種各樣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最後死得只剩下了兩三百個;他們餓到什麼程度?他們可以把死了的同伴的肉割下來吃,把死人的內臟裝到盆子裏藏到被窩裏面偷偷的吃,不敢讓人家知道,讓別人知道了還得受批判、挨打罵。大家想想看,共產黨殘酷、恐怖,到什麼樣的地步!?就這麼一個九死一生的倖存者,當我把我們出版社描寫他們在夾邊溝的遭遇的書寄給他時,他卻把作者罵了一通。這個倖存者現在住在北京,他說你怎麼把我的事情給寫出來?我本來在這安靜生活了30年,別人都不知道我是右派,現在誰都知道我是右派了。你看他恐懼到這個地步。有的是怕影響子女前途,也不把自己的遭遇告訴孩子們。

共產黨就是這樣,在心理上、人格上、身體上全面的實施恐怖手段,受到嚴重迫害的中國人不計其數。1949年以來,在中共暴政之下非正常死亡估計在八千萬到一億之間。

僅僅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根據葉劍英自己講,就死掉了兩千萬人。這是怎麼樣的恐怖世界呀!

如果有人還說台灣要跟中國統一的話,我請你們一定要記住,中國沒有民主化之前,你千萬不要談這個問題。要不,這個可怕的紅色恐怖就降到你身上來了。好,時間有限,我就講這麼多,謝謝各位!

2009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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