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年代】顏寶剛 ｜全球追稅風暴殺到香港：北京倒查逾20年　離岸信託、港險、海外戶口無所遁形

北京正在做的，表面上是追稅，實際上卻不止是追稅。 
 
由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交換境外金融帳戶資料，到追查香港股票、海外房產及離岸信託收益；由離岸信託「穿透式」課稅，到香港保單分紅及預繳保費利息被要求繳納20%個人所得稅；再到2026年9月15日開始實施的新出境入境規定，政策方向已經相當清楚： 
 
資產可以國際配置，但必須讓北京看得見、管得到、收得到稅，而且資金、企業家與核心技術人才不能想走便走。 
 
這才是今次中國全球追稅風暴的真正拆局。 

一、CRS不是突然出現，只是北京現在開始「認真使用」 

早前討論內地CRS時已經提過，CRS從來不是一張即時罰款通知書，而是一個巨型資料庫。 
 
香港、內地及其它參與司法管轄區，會定期交換稅務居民的金融帳戶資料。具現金價值的保單、銀行存款、投資帳戶、基金、部份信託及持股架構，都可能進入交換範圍。 
 
過去數年，不少富裕人士仍然抱著一種僥倖心理： 
 
「資料交換還資料交換，內地未必有能力逐一處理。」 
 
這句說話以前或許有部份道理，但現在已經越來越站不住腳。 
 
CRS真正的威力，並非稅務人員逐份文件人手查閱，而是把境外帳戶資料、個人所得稅申報、出入境紀錄、公司股權、銀行交易紀錄及資產變動放在一起比對。 
 
以前是「政府不知道你有甚麼」；後來是「政府知道，但未必即時處理」；現在則進入第三階段： 
 
政府知道你有甚麼，也開始利用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找出你擁有甚麼、賺了多少，以及為何沒有申報。 
 
因此，今次並不是CRS突然生效，而是CRS由「資料收集工具」正式變成「追稅執法工具」。 

二、全球追稅的核心：不准海外財富長期處於監管真空 

據報中國當局正加強追查富裕人士的海外資本利得，部份個案涉及的資產紀錄甚至可追溯至2000年。 
 
審查對象並不限於現金或銀行存款，而是包括： 
 
香港及美國股票、海外房地產、貴金屬、加密貨幣、離岸公司、家族信託，以及其它能夠儲存和轉移財富的海外工具。 
 
最值得留意的，不是20%這個稅率，而是「追溯」及「穿透」。 
 
一些市場人士以為，只要資產由開曼公司、英屬處女島公司或離岸信託持有，法律上的持有人便不是自己，稅務責任自然可以被隔開。 
 
但北京現在採取的是「實質重於形式」原則。 
 
是誰出資、誰控制、誰享有收益、誰能決定資產如何運用，才是稅務機關真正關心的問題。多加一層公司、多放一個受託人，已經不等於可以切斷納稅責任。 
 
中國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7月24日公布的離岸信託新規，便正式將這套概念制度化。居民個人把財產裝入離岸信託、信託存續期間產生收益，以及信託終止或稅務居民身份改變，都可能觸發申報及納稅責任。信託內未分配的收益，以及囤積在受控境外實體內的利潤，也被納入課稅範圍。 
 
簡單而言，過去很多人的如意算盤是： 
 
只要不派錢給自己，便不算自己有收入。 
 
現在北京的答案是： 
 
錢是否派到你手上並不重要，只要資產實際由你控制，收益便可能視作你的應稅所得。 

三、離岸信託的「萬能Key」為何失效？ 

過去20年，離岸信託是私人銀行及家族辦公室面對內地富豪時，最常拿出來的一條「萬能Key」。 
 
客戶問如何傳承，答案是信託；如何隔離公司債務，答案是信託；如何處理二婚、非婚生子女及家族控制權，答案仍然是信託。 
 
部份人再進一步問，如何延遲申報境外收益、減少CRS影響，甚至把財富永久留在海外，答案往往也是信託。   
 
富豪的理財宗旨，在乎的從來不是策略師提供的理財方案，每年帶來多1%或少2%的回報，因為這些都是細數目。他們更在乎的，第一是資產的安全性，第二是傳承的銜接性，而影響這兩個方向的其中一個共同要素，就是稅收。 
 
   「我的資產如果有升值，如何避開CRS的監察？」「在海外買股票賺了錢，買儲蓄保險的分紅，甚至是大額定存收了息，要不要交稅？」「到某天我的公司生意不行了，如何令私人財產不受影響？」「那天我走了，將來傳承給子女，特別我有非婚生子女，又或二婚過，傳承會否被挑戰？要不要交稅？」拆解這些問題，都是獲得這些富豪信任的途徑。說難不難，說易也不算易，設立信託，就是不少私銀或財富管理公司，過去為富豪們拆解這些問題的萬能答案。 
 
但新規實施後，信託仍可用作傳承、資產隔離及家族治理，卻不再是一件天然隱形衣。 
 
官方規定，居民個人離岸信託存續期間產生的財產轉讓所得，以及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原則上適用20%稅率；資產交易的盈利與虧損可在同一年度內互抵，但虧損不能結轉至以後年度。 
 
即是說，信託的法律功能未有消失，但其「避稅」、「延稅」及「隱藏實際控制人」的功能，正被逐步拆走。 
 
對真正為家族傳承而設立信託的人來說，代價是合規成本增加；對本來把信託當作境外藏錢工具的人來說，則等同遊戲規則被改寫。 

四、香港保單收益徵稅，並非向保險賠償開刀 

今次最令香港市場震動的，是內地據報已出現對香港保單收益徵收20%個人所得稅的個案。 
 
市場第一時間把消息理解成「香港保險要全面收稅」，甚至擔心保單本金、身故賠償或醫療賠償也會被徵收兩成稅款。 
 
但需要拆清楚的是，目前焦點主要並非傳統保障型保險的理賠，而是具有投資和儲蓄性質的收益，例如： 
 
保單分紅、預繳保費產生的利息、退保時實現的增值，以及其他帶有投資回報性質的款項。 
 
據報北京及杭州已出現早期徵管個案，但不同地區在何時確認收益、如何取得資料及如何定性方面，仍可能存在執行差異。現階段較準確的說法，是徵管正在啟動，而不是全國所有保單已採用完全一致的處理方式。 
 
這亦解釋了為何財新相關報道一出，保誠、滙豐及渣打在倫敦股價一度急挫。 
 
市場擔心的不是客戶少交20%回報，而是香港保單過去最重要的三個銷售賣點，正同時受到削弱： 
 
第一是境外資產配置，第二是收益累積，第三是相對內地資產的私隱及隔離。 
 
一旦大陸客戶認為香港保單的資料已可被CRS穿透，收益需要在內地補稅，資金進出亦可能接受審查，香港保單與內地保單之間的差異便會縮窄。 
 
當然，20%徵稅未必等於禁止購買港險。從另一個角度看，北京選擇「容許購買、但必須申報納稅」，可能反而降低全面禁止內地居民購買境外保單的需要。 
 
可是，對香港保險業來說，最肥美的灰色溢價肯定正在消失。 

五、北京真正要堵的，是逃稅與資本外逃的交界 

單獨看離岸信託新規，這是一項稅務改革；單獨看港險收益徵稅，這是填補個人所得稅徵管漏洞；單獨看銀行審查境外投資，這是反洗錢及資本管制。 
 
但把所有政策放在一起，便可看到一個完整方向： 
 
北京不是要完全禁止海外投資，而是要消滅資金出境後脫離監管的可能。 
 
投資者可以買海外資產，但最好經過官方批准的閉環渠道；企業可以到香港上市，但創辦人減持後的資金需要申報、納稅，甚至匯回境內；富豪可以成立信託，但不能以信託為理由不申報收益；大陸客可以買香港保單，但保單回報不再天然處於稅務真空。 
 
這種政策思路，可以概括為4個字： 
 
可出，不可失控。 
 
中國仍然需要企業出海、人民幣國際化、香港融資及海外投資，因此不可能徹底關閉資金出境渠道。 
 
但北京同樣不願意看到企業家透過境外上市，一夜之間形成數十億美元不受外匯管制的海外財富；也不願意看到內地居民把人民幣換成香港保單、海外物業或離岸信託後，便永久離開內地金融及稅務體系。 
 
因此，今次追稅既是財政需要，也是資本管制的一部份。 
 
地方賣地收入大幅下降，樓市低迷令過去依賴土地財政的模式難以為繼，向高收入及高資產人士補徵境外所得，自然成為成本較低、政治阻力亦相對較小的增收工具。 
 
但更深一層的目的，是重新建立「資產出境後仍然屬於中國稅務及監管範圍」的原則。 

六、9月15日出境新規：不是全民Exit Ban，但政策訊號不能忽視 

2026年9月15日起，中國將實施新的《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 
 
部份評論將它形容為「全面Exit Ban」甚至「禁肉身走資」，這種說法有一定市場想像，但從正式條文看，仍然需要保持準確。 
 
新規並不是規定所有富豪、公職人員或有海外資產者一律不得離境，也不是單純為了阻止資金外逃而設。 
 
官方列出的重點，包括防範公民前往極高風險地區、打擊虛構出境理由、非法出境、跨境賭博及電騙，以及限制涉嫌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並可能危害國家產業或技術安全的人士出境。 
 
換言之，把新規直接寫成「富豪Exit Ban」並不嚴謹。 
 
但市場之所以仍然高度關注，是因為新規擴闊了行政部門在特定情況下限制出境的制度基礎，尤其涉及國家安全、產業安全及技術安全的個案。 
 
更重要的是，若個別人士同時牽涉重大稅務調查、違規資金轉移、企業資料或核心技術外流，出境限制便可能與稅務、外匯及國安調查互相交疊。 
 
所以它未必是一條專為富豪而設的「走資禁令」，卻成為整套風險管控機制的最後一道門： 
 
資金流向可以查、境外收益可以追、銀行賬戶可以凍結；在特定案件中，連當事人能否離境亦可能受到限制。 
 
對企業家、高科技人才及掌握敏感商業資料的人而言，政策風險自然高於普通旅客。 

七、香港金融中心：最大危機不是走資消失，而是「灰色資金」消失 

北京收緊境外財富管理，對香港究竟是利淡還是利好？ 
 
答案是短期利淡，長期則視乎香港能否由「資產避風港」轉型成「合規國際配置中心」。 
 
短期最直接受影響的，是香港保險、私人銀行、家族辦公室、信託、券商及高價住宅。 
 
過去香港跨境財富管理的競爭力，部份來自普通法制度、國際產品及專業服務；但不能否認，另一部份需求來自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監管及資訊差。 
 
部份客戶來港，並不單純為了獲取更高投資回報，而是希望： 
 
資金離開內地銀行體系、收益留在境外、資產不容易被內地掌握，並為移民或家族傳承預先鋪路。 
 
當CRS、離岸信託穿透課稅及保單收益申報逐步常態化，這批追求「看不見、查不到、帶得走」的資金，必然收縮。 
 
私人銀行需要花更多時間做稅務居民審查；信託公司需要保存更完整的成本及收益紀錄；保險經紀不能再把「資產私隱」及「免稅」當成含糊賣點；地產市場亦可能失去部份以資產轉移為目的的內地買家。 
 
但香港並非因此完全失去價值。 
 
願意依法申報、真正需要全球資產配置、企業融資、子女教育、家族治理及跨代傳承的資金，仍然需要香港。 
 
香港的問題是，過往金融業享受了太多來自制度差異的「灰色紅利」，令市場把內地資金源源不絕流入視作理所當然。 
 
如今北京收回這部份紅利，香港必須證明，即使沒有隱蔽性及避稅空間，它仍能提供比新加坡、瑞士及杜拜更好的產品、法律保障、資產管理及國際市場連接。 

八、香港真正要擔心的，是政策不確定性溢價 

對香港金融中心最不利的，未必只是客戶需要多交20%稅，而是不知道下一步會查甚麼、追多久，以及不同省市會如何執行。 
 
稅務新規本身可以計算，20%稅率也可以放入財務模型；但若追溯年份不一、地方口徑不同、資產定性未明，客戶便難以計算自己的最終責任。 
 
私人銀行及保險公司最怕的，從來不是嚴格規則，而是不確定規則。 
 
一個客戶不知道退保是否觸發補稅，不知道信託過往收益會追查多少年，也不知道更改稅務居民身份是否觸發清算，他最自然的反應便不是立即投資，而是暫停一切安排。 

這種「不敢動」的效應，對香港的保險銷售、IPO套現、私人銀行新增資產及豪宅成交，殺傷力可能比20%稅率本身更大。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