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改革：鬧劇還是兒戲

⊙齊戈

政治改革在中國說了20 多年，一次次的期盼，一次次的失望。說什麼國情有差別，什麼時機不成熟；不外表達一個意思：老子就是不改，看你奈我如何？對於拖延甚至反對政治改革的陳詞濫調，李慎之先生在《風雨蒼黃五十年》痛加駁斥，並明確指出，政改的時機豈知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

屈指一算，先生所言，已近八年；先生作古也是四年有餘，我們既聽不到政改的樓梯響，更看不到政改的人下來。可歎！不過，最近有媒體報導說，政改豈止是樓梯響、人下來的問題；悄悄的政制改革早在進行中，爾等耳背眼花，聽不到、看不見就是。如若不信，且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最近在人民日報的理論刊物「人民論壇」上發表的文章：「不要認為十六大以來，新一屆領導人沒有改革，其實他們一直都在改革，從樹立理念、重塑信任開始，所採取的一系列舉措，已經是沒有打出政治體制改革旗號的政治體制改革。」 這個被海外媒體解讀為提前宣告了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改革決心和改革路徑的文章，雖然沒有打出政治改革的「旗號」，卻亮出了中共對政改的「底牌」，那就是「在不實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以外，找到有效的政黨政治形式，找到有效的權力制約的架構，找到有效的保證人民能夠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具體形式」。細細想來，汪先生的說法也不是沒有依據。

講和諧社會，講以人為本，多少也是進步，至少面目是和藹的；總比講殘酷鬥爭，講你死我活的猙獰嘴臉好看了許多。但要說這就是一場悄悄進行、不亮旗幟的政治改革，那倒未必；至少他亮出的那張「底牌」大煞風景，使人疑竇頓生。

萊斯澤克‧ 克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 是世界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學生之一，也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評論家。

他在《社會主義記錄》(Socialist Register) 上發表的一封譴責性公開信中寫道：「共產主義發明的唯一一劑藥——中央集權、不受社會調控、國家擁有國民財富、一黨統治——比它打算治療的疾病更糟糕。」 而我們不斷期盼的政治改革，就是針對這劑糟糕的藥——中央集權、不受社會調控、國家擁有國民財富、一黨統治的變革。而汪先生給出的這張「底牌」，卻把一黨專制——這個政治改革的最緊要之處，說成了政治改革的最動不得的地方。如此看來，與其說是政治改革，不如說是隔靴搔癢。改與不改，益處何在？就如有人長了楊梅大瘡，既不雅觀，也無臉面，要想拯救自己，情理之中。於是信誓旦旦：不諱疾忌醫，不怕苦怕痛；本著對生命負責的精神，直奔醫院、忙找大夫。

可到了真要治療的時候，他卻偏要摀住羞處，伸出手說這個傷口來張創可貼，指著臉說這顆青春痘抹點皮炎靈。

而那個急需治療的病呢？卻說那是他的命根子，萬萬動不得也！明明這病就在你的命根子上，你卻偏要在命根子之外治療，不說是愚蠢，至少也是荒唐！這位病人的病痛不言而喻，這樣政治改革的結果可想而知。既然汪先生把政改的「底牌」亮了出來，你高談的那個政治改革，不過兒戲而已！按兵不動也罷，悄悄地進行又如何？都是可有可無之事。不過，我倒可以明白無誤地告訴汪先生，以你的「底牌」而論，就是用創可貼覆蓋城鎮鄉村，用皮炎靈抹遍大江南北，你那命根子上的病依然故我。這治與不治，改與不改，不過是找話說、逗你玩兒罷了。

對於這張「底牌」我們並不意外，宏觀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早在90 年代就告訴我們說：「現存制度的統治者們，不論他們在政治上多麼左傾和多麼傾向革命，在社會問題上他們都是保守的。既然制度選擇了他們來統治，那就一定是「右」的制度。在現存制度沒有受到內、外威脅的情況下，所有的變化都會降低他們在將來繼續統治的可能性。因為統治者明白他們之所以在位，是因為當今的規則，他們本能地反對變化——如果規則不同了，就會有不同的人來統治。

這一原則在原共產主義世界最能得到生動的體現。他們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領導人仍然是意識形態上的共產主義者，但是也會變成他們社會中最保守的分子。如同人體內逐步形成抵禦疾病的抗體一樣，社會制度也會成為反對變革的抗體。」

好一個反對變革的抗體，對他們，我們至今還抱著政治改革的期望！

正是因為我們經常忘記他們是現存制度的統治者，總幻想著在他們那兒聽到政治改革的福音。其實，一旦我們理解他們已經成為反對政治改革的抗體，對他們講的政治改革的種種故事，我們都將它看作一場鬧劇、一場兒戲。如此而已。

轉自「議報」第30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