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4）：歐洲發端

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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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歐洲發端

引言

許多正教中都留下了預言，許多也都已應驗。而且這並不是一個宗教獨有的現象，其它還有像法國諾查丹瑪斯留下的《諸世紀》，以及祕魯、韓國等的傳世預言。而在中國，在漢、唐、宋、明代都有系統的預言，其準確性讓人驚訝。[1]

預言現象說明了一個很深刻的問題，也就是歷史並非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反而像是一個事先寫好的劇本，其發展方向和重大事件都是久遠年代前就已經安排好的。在歷史的最後時刻（這一時刻也可能是新一個歷史大周期的開始），則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在等待的事件——救世主會來到人間。

在電影編劇中有一個基本的常識，那就是「一切為了高潮」。為了達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編劇要設計許多人物和安排許多事件以促成這個高潮的到來。[2]如果站在這個角度上看，歷史這個劇本的高潮就是救世主大顯神蹟之前的最後正邪大戰，而許多事件都是為此而做的安排。也就是說，為了最後的高潮，魔鬼在世間做了細密的安排以毀滅人類，而另一方面全能的創世主也慈悲安排了在最後關頭喚醒迷失的人們、讓人擺脫魔鬼的得救之路。這一切造成了人世間的複雜局面。

世界上許多正教都預言了最後創世主回到人間，也有很多宗教預言在此時將有非常可怕的事情出現，萬魔出世，世間亂象叢生，人的道德也非常敗壞。這就是今天這個世界的現實。

人的這種敗壞並非一朝一夕所致，重要原因之一是無神論的盛行，並用欺騙性的理論來蒙蔽人們的頭腦。這種欺騙在馬克思之前已經開始出現，而馬克思是集各種欺騙之大成者，並形成了一個貌似包羅萬象的理論。列寧則在馬克思的理論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極權暴政。簡而言之，馬克思就是為了最後干擾人使人不能認識創世主的魔鬼。他並不是一個無神論者，他所宗奉的是邪教，他的理論是魔鬼的代言。

1.馬克思信仰的是反神的邪教

馬克思一生中出版過大量書籍，廣為人知的兩部為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和1867年至1894年出版的《資本論》，是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基礎。而鮮為人知的是，西方的馬克思研究者發現，馬克思經過了一個魔變過程，使得他成為魔鬼的代言人。

馬克思年少時曾在作文裡熱情洋溢地讚美上帝，但是後來神祕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馬克思出現了。

馬克思在《絕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中道出了一些端倪。

「在詛咒和命運的刑具中，一個靈攫取了我的所有；整個世界已被拋諸腦後，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將在上蒼建起我的王座，寒冷與恐懼是其頂端，迷信的戰慄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極度痛苦。」[3]

馬克思在給他父親的信中寫道：「一個時代已然落幕，我的眾聖之聖四分五裂，新的靈必須來進駐。」「一種真正的不安占據了我，我無法讓這躁動的鬼魂平靜下來，直到我和疼愛我的你在一起。」

在馬克思的詩《蒼白少女》中，他寫道：「因此，我已失去天堂，我確知此事。我這曾經信仰上帝的靈魂，現已註定要下地獄。」

馬克思的親人清楚地感覺到馬克思的魔變。1837年3月2日，馬克思的父親寫信告訴他：「我曾期盼有朝一日你會大名鼎鼎、獲得世俗的成功，但現在我可以明確告訴你，它們並不能使我快樂。只有不讓魔鬼轉化你的心，我才能快樂。」

而馬克思的兒子Edgar，在1854年3月21日寫給馬克思的信中，開頭就是驚人的一句「我親愛的魔鬼」。

馬克思的女兒寫了一本書，說在她小時候，馬克思給她和她的姐妹們講了許多故事。她特別喜歡的故事與一個叫Hans Röckle的人有關。這個故事被連續講了幾個月，似乎永無完結。Hans Röckle是一名巫師，他有一間玩偶商店，並有巨額負債。他是巫師，但他經常缺錢，因此，無論他是否情願，他必須將那些可愛的玩偶一個接一個地賣給魔鬼。

馬克思賣給魔鬼的不是玩偶，而是自己的靈魂，從而換取自己想要的成功。在《演奏者》一詩中，馬克思有段奇異的自白：「地獄之氣升起並充滿我的頭腦，直到我發瘋、我的心完全變化。看見這把劍了嗎？黑暗之王把它賣給了我，它為我抽打時間，並給我印記，我的死亡之舞跳得更加大膽了。」[4]

羅伯特‧佩恩（Robert Payne）在其《馬克思》一書中評論道：「我們可以猜想，那些永不完結的故事，就是馬克思的自傳。他用魔鬼的眼光來看世界，他也具備了魔鬼的特性，有時他似乎意識到他在行使魔鬼的職責。」[5]

馬克思的靈魂走向邪惡、反對神的同時，他走向了與正教相反的邪教信仰。沃格林如此寫道，「馬克思知道他是一個創造世界的神靈。他不想成為受造物。他不想從受造物的生存視野來看這個世界……他想從對立統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角度，即從神的立場來看世界。」[6]

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詩中，馬克思表達了要擺脫神、要和神平起平坐的意願。「帶著輕蔑，我向世界挑戰，在世界的臉上，到處投擲我的臂鎧，這侏儒般的龐然大物倒下、抽泣、傾沒，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滅我的喜悅。那時我將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廢墟的王國，凱旋而行。我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火與業，我感覺與造物主平起平坐。」

持邪教信仰的馬克思從反叛的視角寫道：「我一直想對造物主復仇。」「神的想法是一個變態文明的藍圖，一定要消滅它。」

馬克思死後不久，他的前女傭海倫（Helen Demuth）說：「他（馬克思）是一個敬畏『神』的人。當他病重時，他獨自在房間裡，頭上纏著帶子，面對著一排點燃的蠟燭祈禱。」分析指出，馬克思的祈禱儀式不是猶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真實的馬克思不是無神論者。

在人類歷史上，出現過一些偉大的人物，在度化眾生的同時，也奠基了幾大文明。如耶穌奠定了基督教文明；中國的歷史上有老子，奠基了中華文明的重要支柱──道家思想；釋迦牟尼創立了佛教。這些偉大人物，他們的智慧乃是修煉開悟而來，遠遠超越當時人類的知識（例如《聖經》中記載，耶穌從未跟從教師學習過）。

與上述那些文明初創時應運而生的覺者相比，在文明走向最後正邪大戰的時候，也必有應劫而生的魔鬼代言人。馬克思的知識雖然借鑒了一些前人的理論，但其最終來源卻是直接來自邪靈。他在《關於黑格爾》一詩中狂妄地寫道：「因為我通過冥想發現了最深奧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偉大，我以黑暗為衣裳，就像『祂』那樣。」

馬克思在邪靈的安排下來到人間創立共產邪教，以敗壞人的道德為途徑，最終達到讓人背離神並最終被永遠銷毀到地獄中的目的。

2.馬克思主義出現的歷史背景

邪靈為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世間做了種種理論準備，包括創造出某種社會形式以適應共產邪教的傳播。在這兩方面我們也稍作梳理分析。

許多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深受黑格爾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影響。費爾巴哈就否定神的存在，認為宗教「不過是對於知覺的無限性的認識；或者說，在對無限的認識中，有意識的主體以其自身本能的無限性作為認識的對象」[7]。如果我們把費爾巴哈的理論做更通俗的闡述，他的意思是上帝不過是人造出來的，是人通過想像把自己的能力放大之後的結果。

費爾巴哈的理論可以讓我們對共產主義的出現和氾濫有一種更新的理解。也就是隨著科學的發展、機器的發明、物質的豐富、醫學的進步和給人提供的各種享受及娛樂能力的提升，人依靠上述物質基礎也能追求到幸福。

如果人仍然不滿，還有一項阻礙就是社會形態的限制，因此人通過發展科技和改造社會，就會在人間建立「天堂」而不再需要神，這也正是共產邪教引導人敗壞或相信其邪教理論的重要手段之一。

費爾巴哈並不是最早否定基督教的人，例如弗里德里希‧斯特勞斯（Friedrich Strauss）就在他1835年出版的《耶穌傳》（Life of Jesus）裡質疑《聖經》的真實性和耶穌的神性。這樣追溯上去，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甚至古希臘時期。但這並不是本書的目的。

儘管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早出版了十一年，但達爾文的進化論「假說」卻給馬克思提供了一個貌似「科學」的依據。如果一切物種都是自然發生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結果，而人又是最高級的生命，那麽這裡自然排除了神的位置（進化論中有很多不能自圓其說的矛盾，甚至漏洞百出，此處限於篇幅略去具體分析）。

1860年12月，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中說，「雖然《物種起源》這本書用英文寫得很粗略，但是它為我們的觀點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8]這本書「可以用來當作歷史上的階級鬥爭的自然科學根據」。[9]

自然科學領域的進化論和哲學領域的唯物論為馬克思的理論提供了兩大迷惑人的工具。

除了理論準備之外，馬克思時代的社會也經歷著深刻的變化。馬克思出生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1769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機，歐洲從家庭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轉變。農業的發展釋放出很多剩餘勞動力，可以參與到工業生產中來；自由貿易的發展，讓產品可以行銷各地；金融革命則為工業革命注入了資本，這使得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工業化必然帶動城市的興起和人員、知識、觀點的流動。

在城市中，人們的關係不像農村那麽密切，即使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也可以在某個城市安家立業，甚至著書立說。馬克思，也就在被德國驅逐後，輾轉法國和比利時，來到倫敦並居住在貧民窟中。

馬克思晚年的時候，已經發生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內燃機、化學等相繼出現。隨後電報和電話的發明，讓通信也變得快捷方便。每次社會變動的時候，由於人類缺乏經驗，因此會產生貧富分化、經濟危機等問題，這為馬克思指責社會形態充滿罪惡、必須徹底砸碎的言論提供了傳播的土壤。而同時，這些新的科技又增強了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放大了人的傲慢。

這裡需要再次強調的是，與其說這些社會變動和理論準備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和傳播，毋寧說是魔鬼為了馬克思主義的出現和傳播而提前創造了那些條件。毋庸贅言，魔鬼也利用某些既成的社會現象，達成自己的邪惡目的。

3.法國大革命與共產主義

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其影響極為深遠。它不僅推翻了傳統的君主制，顛覆了傳統的社會秩序，更開始了一場暴民的狂歡。正如恩格斯所說：「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如果不願意失去自己努力爭得的成果，就必須憑藉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10]

法國大革命後掌權的雅各賓派深諳此道，其領袖羅伯斯庇爾實行恐怖統治，不僅將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而且殺死了多達7萬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完全無辜的。後人在羅伯斯庇爾的墓誌銘上寫道：「過往的行人，不要為我悲傷。如果我活著，你們一個也別想活。」

雅各賓派實行的三方面恐怖政策都與後來的共產黨非常相似，包括政治恐怖、經濟恐怖和宗教恐怖。

其政治恐怖的做法，一如列寧和斯大林時期的肅反。革命者改組革命法庭、在巴黎和各地設立斷頭台、由革命委員會決定嫌疑犯身分、中央特派員在各地方和軍隊中擁有一切大權、無套褲漢（即無產階級）在政治生活中地位十分顯赫、各革命團體對敵鬥爭的加強等等，是政治恐怖的主要內容。作為其代表的是1794年6月10日的牧月法令。根據該法令，取消了預審制和辯護人，懲罰辦法一律定為死刑，在審判中如缺乏物證，可以按「意識上的根據」和內心觀念去進行推斷和判決。牧月法令的實施使恐怖嚴重擴大化了。據統計，在整個恐怖時期，大約有30萬到50萬人被當做嫌疑犯關入監獄。[11]

其經濟政策的做法，類似於列寧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例如1793年7月26日通過的嚴禁囤積居奇的法令規定：「凡是囤積商品或日用必需品、損壞商品質量、將其隱藏起來而不予出售者……均以刑事罪論處。凡違反該項法令者，除沒收其商品外，並處以死刑。」[12]

其宗教政策，則以摧毀天主教為特徵。法國原本是天主教會最大的支持者。但雅克‧埃貝爾、皮埃爾‧肖梅特和他們的支持者創立了一種無神論信仰，稱為「理性崇拜」（即「啟蒙時代」高揚的所謂「理性」），其目標在於消滅天主教。[13]1793年10月5日國民公會廢除了基督教曆，實行共和曆。11月10日，巴黎聖母院被改為「理性廟」，由一個演員扮演「理性女神」供大家膜拜。一個新的基於無神論的「理性教」迅速在巴黎鋪開，一週之內巴黎除了三座教堂外的所有教堂都被關閉。宗教恐怖運動很快遍及全國，一批教士被逮捕，有些被處死。[14]

法國大革命不僅在做法上為後來的巴黎公社和列寧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提供了借鑒，在思想上和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也有內在的聯繫。

親身經歷了法國大革命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巴貝夫（Francois Noёl Babeyf）已經具體地提出了「消滅私有制」。馬克思稱許他為第一個「真正能動的共產主義政黨」的奠基人。法國在19世紀受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很深，在巴貝夫思想的影響下，祕密社團「流亡者同盟」（League of Outlaws）很快在巴黎興起。德國裁縫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在1835年抵達巴黎後加入該社團，在其領導下，「流亡者同盟」於1836年更名為「正義者同盟」（League of the Just）。

在1847年6月的一次大會上，「正義者同盟」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年前建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委員會」（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合併，組成了由兩人領頭的「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1848年2月，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了國際共運的基本文獻《共產黨宣言》。

從法國大革命開始，歐洲就陷入了極度的動盪，各地所謂的「革命」此起彼伏，從拿破侖掌權到被推翻，之後西班牙、希臘、葡萄牙、意大利各地、德國、比利時、波蘭等都被捲入這場大潮。到1848年時，革命和戰爭遍布歐洲。這種動盪成為共產主義思想迅速傳播的媒介。

1864年馬克思等建立了國際工人聯合組織，史稱第一國際（First International），馬克思是實際上的領袖。馬克思通過共產主義成為了工人運動的精神領導者。《共產黨宣言》大行其道。

在第一國際中，馬克思是第一領導人，他一方面試圖創建一個由紀律嚴格的革命者組成的核心，以煽動工人採取暴力行動；另一方面，他也要在這個新的組織中清洗掉那些和他意見不一致的人。比如巴枯寧，他是第一個對革命感興趣的俄國人，並狂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但由於他的領導力吸引了第一國際的許多成員，馬克思於是指控巴枯寧為沙皇間諜，並將他從第一國際中開除。[15]

第一國際領導的最大的共產主義運動，當屬其法國支部領導的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

4.巴黎公社是共產主義在世間起家的開始

巴黎公社的背景是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後，儘管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宣布投降，但普魯士人還是圍困了巴黎。普魯士人很快就撤走了，但戰敗的羞辱和長期以來積累的法國工人對政府的不滿卻爆發了出來。新成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臨時首腦梯也爾撤到了凡爾賽，由此在巴黎形成了一個權力真空。

1871年，巴黎公社由社會底層的暴民和流氓領導的武裝叛亂開始，其領導成員包括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激進分子。有著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作為支撐，有著第一國際法國支部的直接參與，他們運用了無產者進行社會革命，毀壞了人類文明傳統，要改變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他們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殺戮和破壞。毀掉了巴黎及城中的大量文物、古蹟和藝術品，對法國文化造成了重大破壞。一個工人曾發問：「那些我根本沒錢買票進去的古蹟、歌劇院、咖啡音樂廳對我有什麼好處呢？」[16]

當時的見證人表示，「巴黎公社是殘忍、無情的，是1789年血腥革命的遺產。世界上看過最多的罪惡，是血腥和暴力的革命，參與的人是亡命徒、土匪、無神論者、瘋子，他們被酒和血灌得大醉。」[17]

法國大革命開始，法國內部已經形成了傳統和反傳統的對立。巴黎公社的名譽主席說：「有兩個原則把法國一分為二，一個是正統的原則，另一個是人民主權的原則。人民主權的原則團結著所有爭取未來的人民群眾，他們受盡剝削的折磨，所以要求打倒這些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的框框。」[18]

他們的信念部分來自於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的仇恨，「國家少了一個勞動人民就會貧窮；而國家少了一個遊手好閒的人則會富裕；死掉一個富人是一件好事。」當時的氛圍是「無產者像盜賊一樣準備奪取財產」。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表示，「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就是公社……即要求建立一個不但取代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公社正是這個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公社是想要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制。……如果這不是共產主義，『可能的』共產主義又是什麼呢？」[19]

巴黎公社具有共產主義的典型特徵，紀念法國英雄拿破崙的旺多姆圓柱被摧毀；公社沒收教會財產，屠殺神職人員，禁止在學校中教授宗教內容，給神像穿上現代的衣服，叼上菸斗（這與後來實施共產獨裁的國家以武力貫徹國家無神論，給宗教和傳統信仰帶來空前浩劫，何其相似）；在當時的右翼人士看來，公社就是收集再分配富人財富搞共產的代名詞。女權主義也大行其道，女人甚至教唆男人放火破壞藝術品。中國人張德彝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景：「叛勇不惟男子獷悍，即婦女亦從而助虐。所到之處，望風披靡。居則高樓大廈，食則美味珍饈，快樂眼前，不知有死。其勢將敗，則焚燒樓閣一空，奇珍半成灰燼。現擒女兵數百，迅明供認，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輩之謀。」[20]

由此看來，巴黎公社覆亡前夕的瘋狂舉動不足為奇，1871年5月23日，公社當局在最後一道防線被攻破之前，下令焚毀盧森堡宮（法國參議院所在地）、杜伊勒里宮、盧浮宮、巴黎歌劇院、巴黎市政廳、內政部、司法部、王宮（Palais Royal）以及香榭麗舍大街兩旁的豪華飯店和高級公寓樓，「寧願見其消亡，也不留給敵人」。晚上7時，社員攜帶焦油、瀝青和松節油，多處縱火，曾經金碧輝煌的法國王宮杜伊勒里宮（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國的正宮）化為焦土。縱火者還打算把鄰近的盧浮宮也燒了，幸而梯也爾部隊及時趕到，撲滅了火情。[21]

在巴黎公社之後，馬克思迅速地根據這個事件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對《共產黨宣言》作的唯一「修改」，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只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

5.共產主義向世界擴散

共產主義由此變得更有破壞性，影響範圍也更廣大。1889年，是馬克思死後六年、第一國際解散十三年、法蘭西大革命一百周年，在這一年「工人國際會」復活，馬克思主義者們開始重新聚集，史稱「第二國際」。在共產主義指導下，打著「人類的解放」「廢除階級」等旗號，19世紀末的與馬克思的名字相連的歐洲工人運動迅速成長。列寧評價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工人階級的功績，可以這樣簡單地來表達：他們教會了工人階級自我認識和自我意識，用科學代替了幻想。」

魔鬼靠謊言和灌輸把共產主義輸入人的意識形態，越來越多的人們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到1914年，世界已有近30個社會黨，各國建立大批工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工會會員達1000萬人以上，合作社社員達700萬人以上。「在這些歐洲國家中，幾乎所有的社會思想，不論是否同社會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存在政治上的聯繫，都明顯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22]

與此同時，共產主義開始通過歐洲向俄國和東方擴散，1886～1890年間，俄國的列寧開始接觸卡爾‧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之後開始將《共產黨宣言》翻譯成俄語。經過被監禁、放逐之後，列寧旅居西歐，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

世界範圍內的戰爭成了推廣共產主義的便利工具：當尼古拉沙皇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最終被推翻時，列寧被困在瑞士，半年後，列寧在十月政變中獲得了權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共產主義在世界上建立了一個基地。俄國，這個橫跨歐亞大陸、擁有古老傳統及大量人口和資源的當時世界上土地面積最大的國家，成為了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這時，共產主義依然在全球成長，蘇聯和東亞鄰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借著地利傳入東亞，中國本土出現了共產黨。

第一次世界大戰催生了共產黨在俄國篡奪政權；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共產勢力如洪水猛獸般地在歐亞大陸擴張。

蘇共通過對世界局勢的操控，用軍事和外交手段，推行共產主義在全球的擴張。斯大林表示，「這次戰爭和以往的戰爭不同，誰解放領土，誰就把自己的社會制度推行到他們軍隊所到之處。」[23]

「不久剛被盟國的勝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經罩上了陰影。沒有人知道，蘇俄和它的共產主義國際組織打算在最近的將來幹些什麼，以及他們擴張和傳教傾向的止境在哪裡。」[24]

在冷戰期間，共產國家遍布四大洲，自由世界和共產陣營激烈對峙。整個世界卻好比一個太極圖，一半是冷的共產主義，一半是熱的共產主義：自由世界的國家表面上不是共產國家，卻在實踐著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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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偉大的時代──預言中的今天》，正見網，https://www.zhengjian.org/node/14087。

[2]Robert McKee, Story: Style, Structure, Substa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3]Richard Wurmbrand, Marx & Satan (Westchester, Illinois: Crossway Books,1986).

[4]Karl Marx, 「Book of Verse Scenes from Oulanem」, Early Works of Karl Marx.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5]Robert Payne, Marx.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8).

[6]Eric Voegel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ume 26,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Volume VIII, Crisis and the Apocalypse of Ma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26-327.

[7]費爾巴哈著，榮震華譯：《基督教的本質》（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論權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1]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I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5), 280-281.

[12]Miguel A. Faria, Jr.,「The Economic Terro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acienda Publishing, http://www.haciendapub.com/articles/economic-terror-french-revolution.

[13]Gregory Fremont-Barnes, Encyclopedia of the Age of Political Revolutions and New Ideologies, 1760-1815 (Greenwood, 2007).

[14]William Henley Jervis, The Gallican Church and the Revolution, 239-241.

[15]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16]John M. Merriman, Massacre: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17]John M. Merriman, Massacre: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18][法] 奧古斯特‧布朗基：《布朗基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