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2年，古巴裔美國人亞歷杭德羅．里奥斯（Alejandro Rios）的父親面臨著一個決定。他們一家居住在美國，每年都會回古巴探親。
但是那年的情況很不同。不久前，島國古巴的領導層被共產黨推翻，美古關係也正在破裂。
里奥斯說，他的父親曾經和古巴駐美國領事館的一名官員聊過，那名官員警告他：「這可能是你最後一次能去那邊（古巴）再回來（美國）……但也說不定你再也回不來了。」
里奥斯的父親擔心再也見不到自己的父母了，於是決定帶著全家搬回古巴。很快，他們意識到情況非常不妙，可惜為時已晚，他們已經被困在古巴了。
里奥斯5歲時隨家人來到美國；大約12歲時，他們返回古巴，他花了三十年才能再次離開那個國家。1992年，四十歲的里奥斯和妻子逃往美國，此後一直居住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
「我們白白浪費了三十歲年的光陰。」他說。
看到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社會的某些地區正在興起，里奥斯和其他一些逃離古巴和委內瑞拉共產主義統治的人們在《大紀元時報》的新紀錄片《紅色警告旗：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的真實面貌——來自親身經歷者的證言》（Red Flag: The Reality of Life Under Socialism and Communism—From Those Who Lived It）中，向記者詳細描述了在這些共產主義政權下的生活，同時向那些迷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美國人發出警告。
「從天堂到地獄」
1959年，古巴共產黨頭目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1926—2016年）發動共產主義革命，推翻了古巴獨裁者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1901—1973年）的統治。
尼諾斯卡．佩雷斯．卡斯特隆（Ninoska Pérez Castellón）告訴《大紀元時報》，與荷里活電影裏面的情節恰恰相反，在所謂的革命爆發時，古巴並沒有一片歡騰的氣氛。官員們神情凝重，民眾也預感到有大事將要發生。
她的父親是巴蒂斯塔政權的一名官員，在1958年12月31日，也就是政府被推翻的前一天晚上，他被召去開會。
卡斯特隆回憶說，她母親立刻把父親的護照放進他的口袋，並告訴他：「如果巴蒂斯塔離開，你不要留下來。我們會沒事的，但是你不要留下來。」
「果然，他們到了會場；據說就在那時，美國大使告訴巴蒂斯塔，他最好離開古巴。」卡斯特隆說。
巴蒂斯塔逃往多米尼加共和國，她的父親則乘飛機前往美國新奧爾良。
「第二天早上，感覺就像從天堂跌入了地獄。」卡斯特隆說。
一群暴徒聚集在她家門外——有些人帶著武器，有些人想要把她們家洗劫一空。
那些所謂的革命者離開之後又不斷地返回，想要搜查她的父親。有一次，兩名革命者為了爭奪她家的汽車而發生爭執；其中一人開槍打死了另一人。
卡斯特隆說，雖然她當時只有8歲，但她立刻就想明白了。
「如果這些人就是好人，如果這就是一場革命，那肯定出了問題。」她心想，「果然，幾天之後他們就來了，把我們的房子沒收了。」
卡斯特隆現在是邁阿密的一名電台主持人，也是古巴流亡社區的知名成員。
過去25年來，委內瑞拉的政治道路與古巴走向威權主義的過程極為相似。
然而，與通過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的卡斯特羅不同，委內瑞拉左翼民粹主義政客查韋斯（Hugo Chávez，1954—2013年）是通過民主選舉上台的。此前，查韋斯曾經多次試圖推翻政府，但都以失敗告終。1998年，他以解決貧困和政府腐敗問題為競選綱領，當選委內瑞拉總統。
媒體高管兼記者弗朗西斯科．波萊奧（Francisco Poleo）向《大紀元時報》透露，他認識許多委內瑞拉人，他現在稱他們為「極端保守派」（ultra-conservative），這些人原本願意給查韋斯一個機會。
「他們當時充滿希望……他們投票給查韋斯，是因為他們想要委內瑞拉發生徹底的變革。」波萊奧說。
查韋斯在上台之後，將委內瑞拉的許多產業進行國有化，並通過實行價格管制來降低商品成本。這些政策使委內瑞拉的經濟陷入困境，然而，通過和中國（中共）、俄羅斯和古巴結盟，查韋斯的政權得以維持。
共產主義的行事方式
這兩個國家的流亡者們表示，開始的時候，古巴的卡斯特羅和委內瑞拉的查韋斯都承諾會進行變革和帶來繁榮，以此贏得了民眾的支持，因為這對於厭倦了政府腐敗的窮人來說是一個誘人的前景。
然而，這兩名獨裁者始終都沒有兌現這些承諾，這兩個國家都陷入了更加貧困的境地。
「菲德爾（‧卡斯特羅）來了。哇哦，簡直像個搖滾巨星，對吧？他就是個搖滾巨星。他就這樣突然現身了。他會解決所有問題，對吧？這不就是每個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慣用伎倆嗎？」佛羅里達州西棕櫚灘（West Palm Beach）的建築師里克．岡薩雷斯（Rick Gonzalez）描述道。
古巴的共產主義革命發生之後，不久便有政府人員帶著文件來到岡薩雷斯的祖父恩里克（Enrique）的農場。
「這是你的債券。」岡薩雷斯回憶他們對祖父說的話。
「『你得在上面簽字，把它們轉讓給我們，這樣我們就可以接管你的農場了。……沒錯，這是你的農場，但你要慷慨地把它捐給了政府，讓我們能在這個國家裏正在建立的威權世界裏，對一切進行重組。』祖父別無選擇。」
卡斯特羅發動革命之後，古巴的新政權開始實施槍決。
卡斯特隆回憶說：「在革命初期，大概就在最初的幾天就開始執行槍決了。」
她說，那些被處決的人並不都清楚自己被指控的罪名，而且也沒有進行審判。
「（卡斯特羅）他們一開始的目標是巴蒂斯塔政權，但是後來逐漸擴大到所有人。所以，無論是公開反對他們的人，還是拒絕執行他們要求的醫生，或是想要為某人辯護的律師，都難逃他們的魔爪。」她補充。
馬里奧．伊萬．塔巴雷斯（Mario Iván Tabares）在古巴共產主義政權統治下長大，從小就被視為網球界的明日之星。他希望能夠在網球事業上更進一步，然而在1980年代，政府官員卻扼殺了他的發展前景。
古巴政權希望塔巴雷斯不要成為職業球員，而是保持業餘網球手的身份「為國爭光」。
「那一年我本來應該再參加八場大型比賽，都是歐洲的大型比賽，然後政府說『不行，不行，你不可以這樣做』。」他向《大紀元時報》回憶道。
「我們需要你，因為你代表古巴社會主義者，我們需要你來支持我們的共產主義制度。」塔巴雷斯轉述官員們的話說，「我們不需要錢，我們需要獎牌。」
1994年，塔巴雷斯這位世界網球界的成功球員在墨西哥參加國際比賽期間，逃離了古巴國家隊。他從墨西哥的蒂華納（Tijuana）越過美墨邊境，進入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現在他在邁阿密定居，從事網球教練的工作。
而波萊奧的一家，隨著他們成為委內瑞拉政府的迫害目標，不得不一個接一個地逃離家園。他說，最先離開是他的大姐——她是一名調查記者，當時正在調查政府內部事務。
她乘船逃往鄰近的島國庫拉索（Curaçao），然後在2005年逃往美國邁阿密。波萊奧的父親曾經是一名政治家和報業老闆，在2008年發表言論警告查韋斯，說他可能會落得像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年）一樣下場，隨後他逃離了委內瑞拉。
每月只配給幾個雞蛋
糧食短缺與共產主義如影隨形。例如，在紅色高棉（Khmer Rouge）奪取柬埔寨政權之後，該國便陷入了饑荒，導致50萬至150萬人死亡。
在蘇聯，饑荒的程度更加慘烈，1932年至1933年間死亡人數高達1,080萬；而紅色中國的情況則更為嚴重，1958年至1962年間死亡人數高達3,600萬。
「就是這麼回事。」里奥斯說，「要讓你生不如死，他們有的是手段。他們沒有資源來生產大米、糖或者糧食，但他們卻有資源來控制人民。」
他說，在古巴，人們被迫依靠配給卡來獲取食物。這些配給卡的初衷是為了通過向每個人提供相同的物資，來宣揚人人平等的理念，
「你手裏拿著這張卡，上面寫著這個月每人可以領三個雞蛋。」里奥斯說，「好吧，但也許下個月會是六個雞蛋。『噢，我們的日子過得更好了，因為現在我們每人有六個雞蛋！』你能想像嗎？」
他的父親與負責分發雞蛋的人交上了朋友，曾經通過拿碎雞蛋的方式弄到更多的雞蛋，以養家餬口。
「他很高興，因為他拿到了應得的配給雞蛋，而他還弄到了一大堆的碎雞蛋。」里奥斯說。
「腐敗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不是政治腐敗，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腐敗，你不得不這樣做，否則你就沒飯吃。」
據《大紀元時報》報道，許多古巴人和委內瑞拉人被迫轉向黑市來獲取足夠的物資。
「在古巴，一切都是黑市交易。」塔巴雷斯說。
他回憶說，有時候他的早餐只喝一小杯牛奶，這樣瓶裏面剩下的牛奶就可以留給女兒喝了。
里奥斯描述了一種他家人稱之為「公雞湯」（rooster soup）的食物。「公雞湯就是加了紅糖的水。」他說。
在委內瑞拉，經營黑市的商販只收美元——而美元本身也是非法的，只能通過黑市交易。
「我是十年前離開的，也就是2016年。」波萊奧說，「那個時候是黑市經濟的鼎盛時期。這個曾經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產油國，基本上變成了一個連弄到衛生紙都需要關係的地方。」
「如果你想買牛奶，就得花高價去一個走私牛奶的人那裏去買。我的意思是，不是（去走私販子那兒買）毒品，不，是牛奶，或者是衛生紙。這簡直太瘋狂了。」
不要信任你的鄰居
岡薩雷斯表示，古巴和委內瑞拉兩個國家都能夠通過使用「街區負責人」（block captains）來壓制異議，這些「街區負責人」是公民間諜，「在鄰居們坐在門廊外時偷聽他們的談話」，如果偷聽到任何批評意見，就會向政府報告。
「你根本不能相信你的鄰居。」岡薩雷斯說。例如喝咖啡時一不小心說漏了嘴，說錯了話或者抱怨了幾句，就可能惹上麻煩。
「到處都有他們的人。」里奥斯補充。
「教會裏有他們的人，在電影院裏也有他們的人……總會有政府的人在偷聽。老是這樣，老是這樣。」
父母會教導孩子們在公共場合不要說話。
「孩子們很小就明白了這一點。」里奥斯說，「如果你發表任何反對古巴政府的言論，或者任何不支持卡斯特羅之類的觀點……這些話只能在家裏說，絕對不能在外面說。」
「人們開始過著雙重生活。」他補充。
「在家裏，那裏有生活，有真相，你是受到保護的；而在外面，你感到害怕，需要時刻提防，那是另外一種生活。」他說。
與古巴的監控系統類似，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建立了一套系統，將普通民眾變成了國家的耳目。
人們稱這種人為「薩波」（sapo），這是西班牙語，字面意思是「蟾蜍」或「青蛙」。波萊奧說，隱含意思就是「告密者」（snitches）。
查韋斯在2008年通過了一項名為「薩波法」（Sapo Law）的法律，要求公民在政府要求的時候進行互相監視。該法律幾乎立即被廢除，但是後來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執政期間制定的其它法律使監控網絡的範圍變得更大。
「他們制定了這個『反仇恨法』。他們認為的『仇恨』就是仇恨……我曾經就因為『反仇恨法』被指控，他們說我犯有叛國罪。」波萊奧說，「叛國可能意味著任何事情，因為他們認為他們自己就是祖國，他們就是國家，他們就是政府，他們就是政黨。所有事情都是這樣。所以，如果你反對他們，你就是背叛祖國。」
2008年9月16日，時任委內瑞拉領導人查韋斯（Hugo Chávez，1954—2013年）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講話。（Thomas Coex/AFP via Getty Images）何謂言論自由？
波萊奧指的是委內瑞拉於2017年頒布的《反對仇恨、促進和平共處和寬容的憲法法》（Constitutional Law Against Hatred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Tolerance）。該法禁止各種形式的仇恨言論，例如種族主義或對性別認同的批評，但也包含一項兜底條款，禁止「任何其它性質的仇恨」。
該法律還要求媒體機構在政府命令下，「每周最多播放30分鐘宣揚和平、寬容、平等、尊重和多樣性的訊息」。
該政策因其定義模糊和處罰嚴厲而受到批評。
「2024年總統大選之後，情況變得非常非常艱難。人們僅僅因為一條推文……或者一條WhatsApp狀態就被關進監獄。」波萊奧說。
卡斯特隆說，在古巴，卡斯特羅知道他必須消滅自由媒體，而他也確實這麼做了。
「他花了幾年時間，可能兩三年吧……有些人進了監獄，那些報社的老闆，甚至老闆的兒子們也進了監獄，而新聞界對他掌控一切曾起了關鍵的作用。」她說。
來自美國的報紙和雜誌的正常流通也停止了。
「共產主義者不接受新聞自由，因為他們不希望人們說出相反的觀點。」她說。
她逐漸相信，共產主義歸根結底是靠嫉妒維持的，而人們之所以接受它，是因為他們希望不勞而獲。
「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組合，因為他們甚麼事情都做得出來。」她說。
隨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美國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卡斯特隆和許多其他流亡到佛羅里達的人希望，他們的親身經歷能夠警醒那些美化這種以暴力、控制和欺騙為基礎的體制的人。
「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國家，當我聽到人們讚揚共產主義時，我總愛對他們說，『我可以給你們買一張去古巴的單程機票，讓你們親身體會一下甚麼是共產主義。』」她說。
波萊奧表示同意這個觀點。
「不要一邊喝著星巴克咖啡，用蘋果手機發著推特，還一邊讚美共產主義。」他說。
岡薩雷斯覺得自己很幸運。他很感激他的父母和祖父母在革命爆發後不久就離開了古巴，因為他們很早就預見到了其中的危險。
「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大概就是逃離共產主義國家，或者逃離社會主義國家。」他說，「美國為甚麼反而要向那個方向走呢？簡直讓我大吃一驚。」#
原文：‘Heaven to Hell’： Cuban and Venezuelan Exiles Warn Against Socialism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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