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話】吳惠林｜「世界大同」有可能嗎?

1970年代末，自由化就悄悄啟幕，共產世界骨牌似地紛紛倒向自由經濟，而改革開放就是手段。自由化的同時，國際化像是連體嬰地出現，而「自由化、國際化」在1984年更是台灣執政當局所公開提出的政策方向，一時之間，類似「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等等宏觀視野的動人口號響徹寶島。直到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後期，即將蛻變為世界貿易組織（WTO）之際，「全球化」（globalization）這個更宏觀、更動人的名詞又竄了出來。隨著兩岸幾乎同時在2001年末和2002年初加入WTO成為會員國之後，全球化更是兩岸住民人人必得正視的潮流及現實。

不過，儘管「全球化」已是耳熟能詳，它的內涵究竟是甚麼、它的到來究竟會有甚麼衝擊、所有的地球人要如何因應、每個活生生的「人」應該怎樣安身立命等等現實課題，縱然有無數篇章累牘，但眼花撩亂的結果，似乎無法撥開擋在眼前的層層迷霧，又是充滿期待，又是害怕遭受傷害的矛盾情結相信充塞眾多住民的心頭。可不可能找到解惑之鑰呢？

全球化會是世界大同嗎？

打從孩提時候，「促進世界大同」就被灌輸在小腦袋裏，而〈禮運大同篇〉也生動地描繪出大同的境界。那麼，全球化的宣告來到，是不是就告訴我們，世界大同不再只是口頭襌或虛擬幻境，而是擺在面前的實景呢？

記得好多年前有一部非常賣座的電影，片名叫做「上帝也瘋狂」，以非洲蠻荒為背景，一位非洲土著為了揀到的一個可口可樂瓶罐，跑遍大半個非洲搜尋其源頭。全球化的結果是不是這類的事情都會走入歷史呢？全球人士無論身處天涯海角，不只是「天涯若比鄰」，而且消費的東西都會沒有差異呢？全球化的來到，除了物質層面會有趨同趨勢外，精神層面會不會也有相同的演變呢？

很明顯的，全球化的來到無疑與「自由貿易」緊緊相扣，貿易也者物品相互交易是也。我們知道，當前的貿易指的應是「國家之間的商品交易」，所謂的「互通有無」就是傳神的比喻。其實，溯其本源，國家間的貿易還不是無數活生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易嗎？那麼，人際間的交易往來原本是自願的或是被逼迫的？追本溯源，「自願的」應是共同標準答案吧？而「互通有無」也道盡了「為的是促進彼此間福祉提升」之目的。交易結果雖是互利的，但交易的發生卻存在林林總總的成本，舉凡尋找交易對象、交通、言語溝通、交換比率等等都需費時費力。因此，即使每一個地球人都能自由自在隨心所欲地從事自願性交易，還是有無限的「交易障礙」必須克服，於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以利更多交易行為的順利出現和進行」就成了追求幸福人生的一種自發性舉動。運輸工具、通訊技術、資訊媒體、交易媒介等等「有形」的工具之創造發明固然應運而生，就是無形的諸多「組織、制度」也都不斷出現。汽車、輪船、飛機、電話、收音機、電視、電燈、自動化生產工具不斷推陳出新以及貨幣的發明固不待言，為了達到「分工合作」這個「神聖目標」所需要的各種團體組織，原本也都是為了「增加交易行為、減低交易成本」，終而促進人類彼此間的生活福祉。

二百多年前已有全球化舉動

歷史如果照著這種理想方式演進，不只全球化早已實現，就是天涯若比鄰的世界大同境界也早己來到。事實上，在1776年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出版《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之際，大英帝國所標示的「日不落國」，或者中國鄭和下西洋，以及幾個極為興盛的朝代，都已有幾分全球化的味道在。耐人尋味的是，為甚麼經過兩百多年的倒退、甚而死寂之後，到二十世紀末，全球化又如排山倒海的到來呢？

雖然二十一世紀初，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祭出「關稅牌」，讓某些專家們大喊「全球化已死」，但實際上「全球化」只會是表面上「短暫受阻」，終究還是沛然莫之能禦的，而且特朗普的「重建世界」也還是全球化呢！

如上文所言，追求生活福祉的人，原本是崇尚「自由交易或貿易」的，在自由貿易下，「市場」很自然地產生，參與交易者經由市場所反映出來的訊息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而市場訊息愈正確，行為人犯錯的機率就愈小，最能反映市場訊息的就是「市場價格」這個指標，如果每個行為人都能有自由空間去做行為，一定會設法讓自己的寶貴資源作最有效率的使用。人人都如此的話，市場就可達到最靈活運作。由於每個行為人先天稟賦有別、後天環境又各異，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是很正常的，而在價格機能充份運作下，市場競爭力量就會獎賞努力上進者，而偷懶不努力者就被淘汰。不過，此時被淘汰者不是從此就消失了，若能記取教訓重新奮起，新機會隨時等著。其實，這種市場競爭力的淘汰過程，就是個個行為人尋找自己「比較利益」的動態過程，環境愈自由，變化愈快，寶貴資源的使用也較有效率，人類的福祉也就不斷提升了。

誠信是人際間分工合作要件

在各個市場自由運作下，人際間分工合作愈細密、複雜，如果不能推心置腹、相互坦誠地誠信往來，交易便受到阻礙。由於某些人「自私」心理作祟，以為損人得以利己，於是師心自用、甚至搞權謀害人，市場運作就碰到層層障礙。一旦各個團體間此種「為私」擴大，「保護」、「管制」也就一一浮現，最明顯的是「國家主義」之興起，如果再夾雜著「民族主義」作祟，國與國間的各種限制就更蓬勃起來，再加上人類缺乏耐性，很難忍受「短期性」的調整，於是予有心人士可乘之機，而各種保護論調乃如雨後春筍般竄起。另一方面，由於市場機能受到政府管制的戕害，官商勾結、特權氾濫逐漸嚴重，資本主義受到扭曲、污衊，終而共產主義崛起，這些國度內市場全面窒息，經過七十年的荼毒才在1970年代末被摒棄。在所謂的民主自由國家，雖沒有共產國家的鐵幕鎖國，但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大恐慌，卻不幸被解讀為「市場失靈」，政府干預、保護的凱因斯主義全面抬頭，有形無形的貿易障礙普遍在各國實施。到1980年代，當時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和美國列根總統攜手進行自由化運動，配合GATT、NAFTA等等區域組織的推動，逐漸扭轉保護情勢。之後全球化雖蔚成風潮，但反動力量卻仍遍存每個角落，未來的進展將如何呢？

上文的簡單描述，無非在點出全球化的本質是「自由化」，以自由貿易或交易為特質，本來是人類自發性行為，卻不幸被扭曲、壓抑，而後又重新拾回。其間的故事，斷斷續續都有文獻出現，日裔美籍趨勢專家大前研一在1990年以《無國界的世界》一書描述企業全球化；五年之後的1995年在《民族國家的終結》一書中，再以四個「I」，即投資（investment）、產業（industry）、資訊（information），以及個別消費者（individual consumers）來凸顯民族國家中介角色逐漸消失，全球化的無國界世界逐漸浮現。

民族國家可能終結嗎？

大前研一的預測方向沒有錯，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也依然難擋。不過，全球化雖然難擋，但國界還是迄立不搖，民族國家依然健在，欲迎還拒的阻力仍不可小覷，未來的發展會是如何呢？身處此洪流的現代人，如果能夠更清楚看到全球化的內涵及其各層面的變化，當能更篤定。這本由兩位倫敦《經濟學人》雜誌資深記者在千禧年撰寫的《完美大未來》（A Future Perfect）為世人描繪並剖析了此種遠景。他們比大前研一更為宏觀，涵蓋觀察面更廣、更深入。

記得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 Buchanan）在《自由經濟的魅力－明日資本主義》（Tomorrow, Capitalism）這本書的英譯版序文中比較了歐洲和美國的記者，他說：「……這本書，一方面顯示出作者對經濟理論的深切了解，另一方面也顯示出這個經濟理論具有現代政治哲學的含義。至於美國的記者，我擔心他們會在理論的叢林中迷失方向，同時又擺脫不了以往的經濟學教育所灌輸的觀點，頑固地抱著一些陳腔爛調，而不去追究在哲學層面上有無內在矛盾。……我們的記者大都缺乏一些必要的正確觀念，而我們的學人又大都缺乏文字表達的技巧。現在我們很高興遇到李甫基這樣一位經濟記者，既具備冷靜精深的經濟學知識與合乎邏輯的政治哲學知識，又具有表達這些知識給廣大讀者的能力。」布坎南的這項推崇話語也可原封不動地加在本書兩位作者的身上，而這兩位作者在本書所顯現的功力，也正凸顯出《經濟學人》這本老牌雜誌之所以歷久不衰，且備受世人推崇的原因所在，這兩位記者也同樣具備冷靜精深的經濟學知識與合乎邏輯的政治哲學知識，以及擁有表達這些知識給廣大讀者的能力。

自發性的理想共產生活

此外，這兩位作者一方面具宏觀視野，另方面又觀察細微，將「全球化」這麼複雜的故事講得令人動容。最動人心弦之處在於深入「人心」，茲舉書中兩個例子就可清楚、明白，第一個例子就是＜前言＞中一開始所記述的紐約上卅布得賀夫（the Bruderhof）人之生活，表面上實施「共產主義」，但他們所實施的是「基督教式共產主義」，禁用收音機和電視，禁止離婚和同性戀，禁止私產且集體扶養他們所生下的小孩。看起來的確與共產世界十分類似，但「有神」的宗教信仰卻是最大的不同，也就是此種特質，他們不排斥現代科技，且只在工作上「利用」科技，由於發自內心的自動自發，將日本式的管理技術及分工合作發揮得淋漓盡致。簡言之，一般的共產主義是「強制式的」，而布得賀夫卻是由宗教信仰產生的「自動式的」，換句話說，關鍵點在「人心」，而「強制是改變不了人心的」，如何讓人人「由衷」地作無私的奉獻就是全球化順利與否的精髓。

第二個例子是作者們對凱因斯（J.M. Keynes）這位總體經濟學開創者的精彩描述。在本書第一篇第一章就以凱因斯拉開序幕，藉著凱因斯的生活軌跡巧妙地傳達出活生生的「個人」對全球化的感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前凱因斯堅決地擁護全球化的重要象徵「自由貿易」，到1920年代後期，他卻成為保護主義份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凱因斯又小心翼翼地重新擁抱全球化。藉由凱因斯的精彩生命歷程，作者們生動地講述全球化的故事。在故事裏顯示出的是「人的私心」之可怕威力，尤其對某些掌控絕對權力者來說更是如此。凱因斯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政治權力，但他在「思想觀念上」發揮無遠弗界的無形威力，提供給政府掌權者銳利的「干預」、「保護」利器之理論基礎，此即當今世人都習以為常的總體經濟干預政策。即使在自由化帶動，全球化被公認是不可擋趨勢的21世紀，還是無法完全消除管制、干預的保護政策，怪不得本書作者在全書一開始就以「完美的大未來？」的疑問式作為標題。

發展的目的在擴展個人自由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裔的聖恩（Amartya Sen），是一位非常關懷社會弱勢族群，並重視倫理與道德的人道學者，在1999年將其在世界銀行的演講集結成《經濟發展與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闡述經濟發展不該只是所得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個人福利的增進，更精確地說，「發展的目的是要擴大個人的自由」。他利用歷史經驗、實證資料與嚴謹有力的分析來顯示，發展的正確意義絕不是與自由為敵，而是在於自由的增進。聖恩認為人們一旦脫離不自由的束縛，便有能力自行爭取更多的福利，選擇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專制獨裁，計劃僵硬的政府，卻往往與此背道而馳。畢竟經濟發展沒有所謂的公式，而珍惜民主自由才能創造美好的發展環境。由於聖恩幼年親歷孟加拉大饑荒，他的觀察才更值得重視，「發展即自由」或有自由環境才得以發展的主張才更鏗鏘有力。

政府管制是全球化的最大阻力

自由貿易是自由的重要一環，全球化更與自由息息相關，當互聯網新科技蓬勃發展，人類的自由活動空間應當更為廣闊，但二十世紀卻未能如此顯現，關鍵所在就是「人為阻礙」。不只是共產、法西斯的專制獨裁，社會主義者和凱因斯主義者也脫不了干係，追其根源還在「人心的私利及倫理道德的敗壞、沈淪」。二十世紀的故事在這本書有著精彩陳述，而二十一世紀雖有「全球化終結」的聲音出現，但其實還是難擋的。而其能否順利，以及所需支付的代價到底幾何，端視人心的淨化是否可能以及程度如何，尤其各國掌權者對自由這個基本觀念的領悟力如何及師心自用能否淡化而定。如果更多人能閱讀這本《完美大未來》，或許阻力會減少，人類支付的代價會降低，甚至於得以「反轉」為促進自由化、全球化的無形助力呢！#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特約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