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五：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 (上) [13]

但是，在客觀上這些「道德運動」會給中共披上一層「道德」外衣來迷惑民眾，同時，中共一貫把歷史上它所犯的一切錯誤都歸結到少數替罪羊身上，喉舌宣傳更把中共描繪成「抵禦外侮、振興中華」的化身。那麼這樣長期下來，無論民眾在歷史上吃過多少共產黨的苦頭，還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樹立一個假象共產黨，以為這個「假象」才是共產黨的「本質」和「主流」，因而即便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傷害和委屈，仍然用善意揣度中共，認為「黨」的出發點是好的。

（2）拒絕承認自己被騙

大凡受騙的人，往往不願意承認自己受騙，因為承認受騙就等於承認自己當年的幼稚、輕信、沒有經驗、不懂世故。很多年青人曾經抱著救國救民的理想，聽信了中共的宣傳，以為它真是「一心為民族」，於是或者加入中共，或者成了中共的同路人，對它抱著一種同情和讚賞的態度。在中共的「事業」中，他們付出了大量心血、投注了很多感情。終於有一天，他們發現自己的純真理想被中共無情地戲弄了。中共內部的傾軋和墮落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所謂的「剝削階級」政權，而中共政權給人民和國家帶來的災難也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外敵入侵。這時候，他們本該幡然悔悟，反思自己認識上的誤區和人格上的弱點，反思自己何以被中共利用，充當了它禍亂中華的工具，並進而採取行動，揭露它、抵制它，或者至少脫離它，不再繼續為虎作倀。

可是，護短、好面子、強烈的執著自我，這些心理上的弱點妨礙了他們清醒地做出如上選擇。他們潛意識裏覺得，否定了共產黨就好像否定了自己的理想追求，而自己當初是抱著一腔熱忱和良好願望「參加革命」的。為了不得出否定自己的理想追求的結論，他們有意無意地對共產黨的罪惡視而不見或者刻意縮小。他們沒有想到，行為的動機和效果往往是背離的；更重要的是，黨員個體的動機絕不等於中共這個整體的動機，黨員的個體行為也不等於中共的整體行為，而後者才是判斷中共這個組織的性質的依據。

我們無意指責誰。中共這個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全的組織，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其邪惡和偽善，超出了人類的經驗和想像。共產黨在中國崛起的時候，又是中國國力跌至低谷、內憂外患相煎迫的危機時刻，在那種情況下，要想冷靜思考，理智判斷，實屬不易。幾十年後的今天，被欺騙了半輩子甚至更長時間的人，第一次有機會了解中共的本來面目，要適應這個巨大的心理落差，徹底反思自己的生平和事業，尤其需要不同尋常的誠實和巨大的道德勇氣。

（3）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闖進了兩個全副武裝的劫匪，他們一邊狂掃亂射，一邊說「Party（聚會）開始了」。兩名劫匪綁架了3男1女4個職員。警察隨即包圍現場，於28日突擊成功，救出人質並擒獲劫匪。在警匪對峙的6天中，人質不但拒絕外面的營救，而且認為營救他們的警察要害他們，而綁架他們的人是在保護他們。更加使人驚訝的是，幾名人質獲救以後，不但不控訴劫匪，反而向媒體和法官讚美劫匪，感謝劫匪的不殺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質和劫匪之一訂了婚，另外一位人質建立了一個基金會，在全世界為其中一個綁架者籌款。

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強烈的求生欲望使這幾名人質認同了綁架他們的人，並且這種認同持續到威脅解除以後。這種精神病症後來被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需要有4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讓人切實感覺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他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毫不猶豫地加害於他；第二個條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們生命的救主；第三個條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環境，使他與世隔絕，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讓他得到的信息；第四個條件是讓受害人感到無路可逃。

不難發現，中共具備了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所有條件。中共對中國人異常成功的洗腦，其機制和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機制有著驚人的相似。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