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際,是歷史的車轍走向轉折之時。在時代劇變中,周人經過幾代人艱難的摸索,揣測著天意的軌跡,思索著王者的道路。

從文王受命到武王克商,周人走到了歷史舞台的中央,可是卻是更艱難的道路的起點。

獲得上天的垂青很艱難,要保持天命更為艱難。把時鐘撥回到武王伐紂、戰勝成功的那一刻。武王所困惑的也正是天下人都困惑的。

既然天命可以從殷商轉移到周,那又如何保證周人可以保有它呢?

殷商的先王們以天命不移的觀念,凝聚了天下人的忠誠,而在歷史的此時,周朝的建國者們,顯然已經不能再重複這樣的話。

那他們要依靠甚麼呢?

武王夙夕憂嘆,夜不能寐的結果是,周朝的建國者們對歷史提出的難題,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他們興建了洛邑(洛陽),使得四方向天子朝貢的路程比較平均,加強了天子與各地的直接聯繫;他們開創了封建制,將王室子孫和功臣分封為諸侯代理天子管理四方,鞏固了周天子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而這整個社會大廈的支柱,就是一套貫穿於社會各個領域的禮制。對禮的恪守就體現了統治者的德行。

「禮」與「德」基本上是一種互相印證的關係。如果天子完全遵守了「禮」,那就證明他是有德的。

再《詩經》裏面描述聖王的時候,很喜歡強調一個「文」字,並且把它和「德」字配合在一起使用。其實這個「文」就是外在的修飾,也就是「禮」。

比如《思文》篇裏面稱讚后稷說:「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江漢》篇又說:「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一個恪守禮的人就是有德的人,它就能得到上天的垂青,就會得到天命,那麼他的王權就能得到尊敬和肯定。殷商崩潰以後,如何建立起一個長治久安的秩序呢?如何能讓人們長久地認同呢?這就是周人給出的答案。

周朝的建國者所給出的答案也是其後中國歷代君王所遵循的道路,這條王者之道,被儒家稱為聖人心傳的「道統」。它以修身、養德為根本,以禮為外在表現;以家庭為實踐這一理念的基本單位,進而推廣到一國,以至於全天下。從而達到以內心道德的力量,而不是武力使人歸服的目地,最終引領全社會的人心走向昇華,「止於至善」。

用「禮」對全社會進行示範,大體來說有兩類人有最主要的責任。一是天子的「王室」,二是諸侯的「公室」。這些貴族承擔著維持社會道德的責任。所以當時所說的「君子」主要就是指王室和公室的子弟。
但到了春秋時代,禮壞樂崩,子弒其父者有之;臣弒其君者有之。就是這些貴族不能再承擔維繫道德責任了。這時候孔子就對「君子」一詞的含義做出了重新解釋:只要是內心品行高尚的人,就是君子;品行低下的人就是小人,與社會地位無關。

如果一個人內心品行高潔,即便他是販夫走卒,也是君子;如果一個人品行卑污齷齪,他就算貴為公侯,也是小人。這一點是被孔子給扭轉過來了。這是後來中國文化史上風氣的又一大轉變。

「王道」的根本在於時時刻刻保持警醒和精進,固守道德的原則而不鬆懈。然而在時間的長河中,要使這條道路順暢地延伸下去,最大的挑戰是甚麼呢?

最大的挑戰是教育。由於時空等具體條件的變化,後人的心態不會和父輩一樣。在父輩那裏再驚心動魄、刻骨銘心的體驗,在後人眼裏也會稀鬆平常;在父輩那裏不容置疑的事實,後人也會懷疑它,視其為神話傳說。

如何把我們從祖先那裏領受到的東西完整地傳遞給下一代,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天職,同時也是每一代人最大的挑戰。

對於這一個最大的挑戰,周人有深徹的體會。

《詩經》道出了這一語重心長的叮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大雅‧假樂》)

那年輕的君王啊!祝願您能子孫昌盛,福祿綿長。更盼望您不要犯錯迷狂,凡事遵循祖先的典章!

在周人的心中,上天的垂青、祖先的看護,這兩者缺一不可,都是周朝的國運得以延續的條件。因此祭祖就成了周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動之一。祭祖之時要歌詠祖先的功績,追思祖先的遺志。每一次祭祖,也就是一次生動的教育。

在後世儒家對「孝」的解釋中,把繼承父輩之志向、光大父輩之事業作為「孝」的最高境界,並因此稱讚武王完成了文王開啟的王業,乃是大孝的體現。王道的理念,就是在祭祖的莊重氣氛中,在耳濡目染中,一代代傳承著。

周人面對的問題也是人類的永恆的問題。儘管現代人相對於道德傳承,更強調政治制度上的分權制衡。可是民主思想的啟蒙先驅們同樣強調,政治倫理與公民道德永遠是民主社會的基石。

試想一個人心普遍淪喪的社會,制度上的制衡就能杜絕醜惡嗎?如何延續傳統,塑造下一下代人的心靈,是一個永恆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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