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梳理資料發現,以2013年1月為大致界線,31個省級行政區黨委一把手中,此時間點之後上位的有18人(見表一),佔比58%。其中具有習系色彩或無明顯派系色彩的人數佔相當大比例。

而去職的省委書記卻有21人次之多(見表二),事因有3個省份先後有2人去職,包括山西(袁純清、王儒林)、安徽(張寶順、王學軍)和雲南(秦光榮、李紀恆),江系人馬紛紛出局。

這20人中(出現2次的王儒林算1人),未到齡(65歲)即被賦閒的有8人(如張春賢證實任中共黨建領導小組副組長,則增加到9人),由此算得「賦閒者」比例在40%~45%。

如加上被習當局查辦的原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和原遼寧省委書記王珉,20人中被「處理」的比例更超過一半。

在中共規例中,省委書記作為封疆大吏,通常均由中共中央決定產生。而省委副書記(包括省長)及其他省委常委則會有不同渠道,其中既有「經中共中央決定」,也有「經中共中央批准」(即中共省級黨委常委的建議人選獲中央採納)。在此意義上,31個省級黨委書記的變遷就成為最能體現現政權對地方人事考慮的「標本」。

記者細心研判這一省委書記「標本」,發現其中至少有三個特點。

到齡退休未必安全

最典型的例子是原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王珉。出身於江系「江蘇幫」,後北上任職時又帶上江系「遼寧幫」印記的王珉,是65歲足歲退休,但其退休在人大「發揮餘熱」不過一年,即被敲落馬下。

上位的未必是習的人

習近平剛上台立足尚未穩的2013年,此時上位的兩名省委書記都有濃厚的江系色彩,在外界看來,並非習的人。

2013年3月升任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的王憲魁出身鐵道部,與已落馬的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江澤民親信)是「老同事」,王憲魁此後調任甘肅省委副書記、組織部長,以及江西省委副書記。期間並非湊巧的是,王的頂頭上司都是已落馬的原中共政協副主席蘇榮(曾慶紅親信)。

同年3月升任廣西黨委書記的李建華,在中組部工作逾30年,是當年江派2號人物曾慶紅任中組部長時,具體操控人事任命的幹部一局(幹部調配局)局長。李是曾的重要跟班。李建華2011年外調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副部長,官升正部級,2年後外放寧夏任一把手,成為曾慶紅安插在西北一隅的一枚重要棋子。

同樣,2014年8月從吉林省委書記空降到發生「塌方式腐敗」的山西任省委書記的王儒林,一度被視為是北京當局安排到當地的「救火隊長」,但在山西「賣力反腐」的他,做了不到2年,未到65歲就被外放人大賦閒。王儒林仕途突然告終,在外界看來,與其身上明顯的江系「吉林幫」色彩不無關係。

有分析認為,當年王儒林赴任山西時,罕見由江派大員、政治局常委劉雲山親自到場壓陣,王儒林真正的主子是誰,其實當時就已給出了答案。而習當局有可能用的是「調虎離山計」,給隨後順勢接掌吉林大印的習系親兵巴音朝魯開路。

習真正發力是在軍改後

從2014年8月,習近平的浙江舊部巴音朝魯上位吉林省委書記開始,習陣營對江系地盤的蠶食大幕才算正式拉開。3個月後,時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未滿64歲即被調到全國人大賦閒。

不過,此後的一年(2015年)雖然有3名新省委書記上位,但習對江系地方勢力的換將力度依然不大。趙克志從貴州書記北上河北,主要是填補首名在任被擒的中共省委書記周本順(周永康任職中央政法委書記時的大秘)留下的空缺,陳敏爾借勢上位,由貴州省長升任貴州省委書記。

2016年上半年,河南省長謝伏瞻與山西省長婁勤儉獲升本省書記,接替到齡退休的郭庚茂與趙正永,期間尚未顯異象。

習陣營真正發力是在軍改基本定局之後的2016年下半年。

習近平當局在6月份突然換掉4名省委書記,8月再換6名,其中6人是未到65歲去職,有3人已被投放到全國人大坐冷板凳,預料剩下3人的命運類同,就坐等一紙任命下達,然後收拾行李進京。

正式啟動於2015年底的習氏軍改,令很多原本以為習僅會重複「鄧、江老路」的分析人士大跌眼鏡。雖然此輪軍改與西方民主社會的軍隊國家化仍相距甚遠,但軍改力度之大,卻令很多人不得不用「脫胎換骨」來形容。

對習近平軍改及軍中打虎的直接效果,有觀察人士歸納為兩點:一、將把掌軍權近15年的江澤民軍中勢力打散,徹底清盤;二、構築具有習氏印記的軍隊模式,提拔一大批少壯軍官,在「槍桿子」的助力下,對政界的江系餘黨開火。

習近平當局在6、8月份的兩波省委書記大換班,形成了對北戴河會議的「夾擊」之勢,也再次印證了外界「北戴河有會等於無會,重頭戲在會外」的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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