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思維不可能有中港和諧

北京與民主黨的妥協，在香港引發爭議，根本原因是人們還猜不透中共的用心是出於誠意，還是只是玩弄權術，此乃中共以往所作所為寫下的歷史所決定的，並非如習近平在全國黨史會議上所言，是有人醜化或歪曲中共歷史所致。也因此，看北京的後續動作，就可以檢驗北京做出這種決定的心態。

郝鐵川的錯誤講話

香港記者協會大概被這個「妥協」所鼓舞，邀請中聯辦官員在午餐會上發表演說，這本來是提供北京爭取香港民心的機會，也顯示改革誠意。應邀前來的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這個在今年6月14日曾經「破冰」邀請相關傳媒召開記者會的「憲法與法理專家」，沒有為上一次的頑固表現並在事後證明與中央「不一致」的態度洗底，而是繼續站在鐵一般的頑石立場胡謅一番，顯示共產黨的不可救藥！這位上海來的「學而優則仕」官員，比二十多年前許家屯時代，從上海來的「宗教間諜」、新華社副社長李儲文還不如。

香港本來就以自由尤其是新聞自由聞名於世，九七前後就因為主權轉移的原因，讓這個美譽受到損害。且不說許多民間媒體的「反特（區政府）不反共」，就連以往享有英國BBC獨立編輯方針的香港電台，也被老共搞得幾乎面目全非，成為老共宣揚獨裁專制理念的場所。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呂新華在香港電台大吹法螺之後，中共官僚食髓知味，郝鐵川也以為香港記協與香港電台一樣提供給他放毒的場所，居然大談媒體的功能，要媒體為政府服務。

郝鐵川敢於在香港記協的午餐會上來指導傳媒的責任，也真佩服他的「勇氣」。因為這些充滿腐屍氣味的話，應該是在親共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上說的，到記協場合找錯了地方，沒有馬上轟他下台是寄以對言論自由的尊重與禮貌而已。同樣情況，中共可沒有這個雅量，這從香港記者在中國採訪的遭遇，與不會邀請泛民領袖向中聯辦官員演說就可以知道了。

坦承中國處危機時期

郝鐵川的講話，使人有興趣的倒是他鼓吹「社會秩序危機時期」媒體該如何如何，列舉的是西方國家的戰爭年代，如二次大戰、1991年波斯灣戰爭與美國九一一受恐怖襲擊時期等等。這裏讓人們產生許多困惑，例如：

第一，中國政府是否正在準備發動一場戰爭？因為近來不但解放軍連續組織多場軍事演習，共軍將領還張牙舞爪，似在為爭霸全球發動戰爭而製造輿論，所以有必要讓香港媒體配合「協助政府」。

第二，中國社會是否已經到達水深火熱、一觸即發的時刻，也就是郝鐵川所說的「社會秩序危機時期」？看看多場針對性的屠殺與爆炸事件，如同《紐約時報》所評論的，中國社會的高壓鍋要爆炸了，所以中國公安對香港記者的訪問也特別「關照」，連採訪廣州撐粵語的文化運動，也動用公安拘留香港記者。

第三，中共建政後，一直反對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文字獄」層出不窮，超過歷史上任何朝代，媒體都是「黨的喉舌」，主管媒體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成為權力最大、無所節制、無人監督的大怪獸。這是否也意味著，這60年來，中國一直處於「社會秩序危機時期」？這個政權哪裏是來自「人民的選擇」？

正因為中國一直處在危機時期，才導致郝鐵川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場合，發表錯誤的言論，可謂「慌不擇路」而「口不擇言」也。這也是長期處在英國殖民地「安定繁榮」社會的香港人所難以理解的，為何到了中國手裏就出現社會秩序的危機？

「寧左勿右」保烏紗

據說精於旁徵博引的郝鐵川為何沒有舉出1971年6月，美國國防部為了《紐約時報》刊載五角大樓的機密文件《越戰報告書》而鬧進了法庭。這份報告敘述美國當年如何涉入越戰的經過而嚴重影響國家安全。這一事件，常被作為探討公民知的權利、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範例，結果政府敗訴。早期的美國總統傑佛遜也說過：「在有政府而無報紙與有報紙而無政府二者之間作一選擇，我會選擇後者。」曾經帶過博士生的郝鐵川，如果缺乏這方面的知識，一味要媒體「協助政府」，豈非誤人子弟？

在郝鐵川發表宏論以前，香港也傳出，現任港澳辦主任廖暉即將退休，現任外交部黨委書記兼副部長王光亞可能接任。廖暉是擔任過中共政治局委員、僑委會委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的兒子。王光亞是擔任過中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陳毅元帥的女婿。上屆主管香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是曾慶紅，父親曾山擔任過內務部長；現在主管香港事務的是習近平，老爸習仲勳曾擔任國務院秘書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說明了甚麼？那就是，香港是高幹子弟的「囊中物」，香港太重要了，非最可靠的紅色子弟來管不可。對中共駐港官員的觀感，香港人恐怕還是認為許家屯最開放，雖然他始終是一個共產黨人，然而比較能夠迎合那時的改革開放潮流，沒有拘泥於共產黨教條的舊思維，當然最後沒有好下場。因此一般駐外官員，都選擇「寧左勿右」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郝鐵川就是一個，還有一大片。

製造輿論為23條立法

九七之後，讓曾蔭權接董建華出任特首，是對舊思維的突破，因為曾蔭權在共產黨眼中是「港英餘孽」。也許，比較有開放思想的曾慶紅敢於承擔這個責任。因為這個突破，即使沒有為23條立法，也使當時處於「社會秩序危機時期」的香港逐漸安定下來。董建華是「愚忠」，曾蔭權是「精忠」，從客觀效果來說，當然是「精忠」好過「愚忠」。事實也是如此，在共產黨如來佛的掌心裏，曾蔭權不敢有非份之想，而是努力打好這份工。也許因為太努力，把他過去在英國人統治下積累起來的信用消耗掉了。不過無論如何，他比董建華瞭解香港人的想法，因此對是否該為基本法23條立法，會比董建華慎重。

在政改方案通過後，立即有消息傳出說北京想「乘勝追擊」，為基本法23條立法。郝鐵川的言論似乎也是在製造輿論放試探氣球。不知道這是哪一個白癡或極左份子的想法，因為那無疑是給已經處於「社會秩序危機時期」的共產黨多點燃一個火頭，而且讓北京為政改做出小小「讓步」的「善意」前功盡棄。因為這將進一步證明，共產黨是「吃小虧，佔大便宜」那一套的騙子。這樣的共產黨，香港人就不必對「和諧」有任何幻想。◇

《爭鳴》月刊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