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開「兩會」中共當局何必如臨大敵

⊙劉逸明

「兩會」在每一年中共當局所召開的會議當中，地位可謂是舉足輕重，不僅中國國內媒體爭相頻繁報道，就連海外媒體也是給予高度重視。「兩會」在開始召開的很多年中，不論是國內普通民眾還是外界，都對其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不過，國內和國外對「兩會」的期待略有不同，國內更為期待的是能解決民生問題，而國外則更為期待中共當局能在政治領域革故鼎新。

「兩會」雖然召開了這麼多次，每一年的「兩會」代表們所遞交的提案都數不勝數，但是，中國社會除了在經濟上能繼續保持增長的勢頭外，很多社會問題依然嚴重。尤其是在法治和人權領域，這些年可謂是實現了大倒退。很多原本對「兩會」充滿期待的中國民眾，在一次次失望過後，如今對「兩會」已是漠不關心，只將其視為權貴們消耗民脂民膏和顯示威嚴的權力盛宴。

在今年的「兩會」召開前夕，便有分析人士預計，今年「兩會」的討論重點仍將是民生問題。民生問題在這幾年的「兩會」上都是關注的重點，雖然當局會在會後出臺一系列的改善民生政策，但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等各種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問題依然困擾著無數家庭。聲勢浩大的「兩會」即使真的能急民眾之所急，有再多順應民心的舉措，但在地方官員權力和金錢慾望日益膨脹的時下，最終在執行的過程中往往都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眾所周知，在一黨專制的大環境下，中國的政協與人大兩套班子遠不能和美國的參眾兩院相提並論。每一年「兩會」召開之前，媒體都會高喊將「兩會」開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要求「團結」其實就意味著不歡迎「兩會」上出現不同的聲音，而希望「勝利」則是不希望「兩會」代表們能提出棘手的提案。真正有意義的政治會議應該開得形散而神不散，有代表針鋒相對和批評高層官員才是好現象，每個人都安分守己，維護表面的團結，其實就意味著會議的失敗。

撫今追昔，中國歷史上最開明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政時期，之所以能成就貞觀之治，就因為底下有不計其數的敢言臣民。李世民曾要求五品以上官員定期上奏，一開始，因為大多數官員都在溜鬚拍馬，李世民因此而勃然大怒，再到後來，敢於冒死進諫者越來越多。從史書和電視上我們可以看到，在貞觀年間的朝堂之上，經常是亂成一片，毫無團結氣氛可言，但往往越是亂就越有意義。每一年的「兩會」上，提案雖然堆積如山，但真正能把問題說到點子上的提案卻幾乎沒有，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都是些不痛不癢甚至是溜鬚拍馬的提案。

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不會不清楚，中國的政協與人大是徹頭徹尾的花瓶機構，而那些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的也並非民意所能左右，而是官員指定的結果。不具有民意基礎的「兩會」代表怎麼可能會盡心全力地為百姓代言？如果誰要是對這些人抱有期望，無異於緣木求魚。這兩年，據國內媒體報道稱，農民工也當上了人大代表，這分明是為了應付民間和國際輿論壓力而實施的作秀之舉。

這些年的「兩會」上，總少不了體育或者演藝明星的身影，這些明星們雖然在自己從事的行業上具有相當的實力，但在參政議政方面卻一竅不通。此前，明星鞏俐在參加「兩會」時，她的提案在很多人看後都覺得只能算得上是小學生的作文，而曾經的奧運冠軍劉翔在此次「兩會」前也不小心洩露了他的提案並非自己所寫的「天機」。明星們如果是中國公民，當然有權利參政議政，但這樣一些缺乏基本政治素質的人能成為「兩會」代表卻是難以令人想像的。

「兩會」尚未召開，國內各大媒體上都將有關「兩會」的新聞放在了顯著位置，與此同時，在很多海外中文媒體上，「兩會」也成為了關注的焦點，所不同的是，國內媒體的新聞是正面的，而這些海外媒體的新聞卻是負面的。這幾天，筆者每次打開博訊新聞網、維權網等異議網站，上面都充斥著維權人士、異議人士被軟禁或傳喚的消息。「兩會」上，代表們的喜樂之情溢於言表，但在這背後，卻不知道有多少人度日如年。每一年的「兩會」召開期間都是中國的敏感時期，各地警方均表現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兩會」前，雖然大多數活躍的異議人士均被控制，但中共當局卻史無前例地邀請異議人士黃小山和北京官員一起赴日本考察。官方的中新社在2月27日的報道中公開地將黃小山稱之為「異議人士」，而在此前的2月11日，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在回答境外記者就異議人士劉曉波被判刑的提問時，竟然公然否認中國有異議人士存在，中新社的這篇報道可謂是打了馬朝旭一個響亮的耳光。

被中共當局視為政壇盛事的「兩會」實質上已經淪為了官員和名流們的俱樂部，「兩會」會場外的北京城一片戒備森嚴，無數的訪民被提前押解出京，眾多的異議人士則被嚴密監視。「兩會」未能給民眾帶來福音，而是帶來了一場巨大的人權災難，這樣的「兩會」是自娛自樂的「兩會」、是耀武揚威的「兩會」、是不仁不義的「兩會」。

胡錦濤曾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週年大會上高呼：「絕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從胡錦濤等中共高層官員這些年的講話和活動看來，胡錦濤所言的「邪路」不是別的，而正是風行於當今世界的憲政民主之路。今年的「兩會」才剛剛開始，不難預料的是，絕不會有代表敢於向大會提交要求政治改革的提案，也不會有代表要求當局釋放良心犯和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

「兩會」前和「兩會」期間各地的緊張政治氣氛，正說明中共當局缺乏基本的執政自信，「敏感」人士在這期間的遭遇是對中國當前人權和法治狀況的一種絕妙詮釋。天安門母親在「兩會」開幕的第一天通過海外媒體公開發佈了《必須讓「六四」成為大陸媒體和互聯網的公共話題》的聲明，雖然官方一定會看到這份聲明，但不難想像的是，這份聲明還會和以前一樣如石沉大海。

在中共高層依然拒絕政治改革的今天，我們可以以各種方式向「兩會」諫言，但絕不應該有過高的期望。「兩會」是一面鏡子，既照出了權貴階層的猙獰面目，也照出了維權人士、異議人士不畏權勢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2010年3月4日

轉自「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