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小說家嚴歌苓,隨著美國外交官夫婿(中文名字叫王樂仁),在台灣定居已經三年。
嚴歌苓出版的小說,自左至右為《無出路咖啡館》(2001)、《一個女人的史詩》(2007)、《草鞋權貴》(1995)。
嚴歌苓早期出版的小說,自左至右為《海那邊》(1995)、《少女小漁》(1995,原著小說、電影劇本、電影小說)、《雌性的草地》(簡體版1989、正體版1992)。
50年代末的三年大饑荒,餓殍遍野,給中國民間留下大量的恐怖故事、鬼故事。
豐富的故事情節與環境背景,長養著嚴歌苓敏銳的同情心。
身懷文學之筆,她「站在人家的立場上,經歷一遍他經歷的事情」。
「我從生下來到今天,都是在戲劇的漩渦裏轉,文化大革命看到各種各樣人的嘴臉醜行,今天是朋友,明天就背叛,各種各樣血淋淋的東西,每天都看人跳樓,我從50年代末期到後來的經歷,不同於任何人的經歷。」
在台海兩岸頗富知名度的小說家嚴歌苓,在美國在台協會的邀請之下,以「為講故事活著」(Living to Tell the
Tale)為題,從她生長的50年代末談起她創作小說的因緣,從中國到美國的經歷,以及具備哪些特質能成為優秀的小說家。
50年代末的特殊經歷
50年代末,中國正好走進了思想意識型態的鬥爭──反右;生活上則有三年大饑荒,給中國人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印象,有很多沒有被證實的鬼故事、恐怖故事,嚴歌苓說,當時中國人的物質非常貧乏,但故事非常豐富。
8、9歲時,她父親是反黨作家,工資遭銀行凍結,停止發工資沒錢,他們那一幫孩子就結伴在下雨天去買菜,常常能撿到硬幣,因為下雨天硬幣掉在地下沒有聲音,人家就不知道。他們一天到晚穿拖鞋上街,人家就叫他們拖鞋大隊。
他們那幫小孩有一種反社會的情緒與憤怒,為甚麼父親會這樣?生活會這樣?也沒有學上?「很早我們就經歷了人性的兩大墮落──撒謊與偷竊,這是很不幸的,因為不撒謊就不能保護自己與家人。」
當時的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有五十多位藝術家住在他們院子裏,其中三十多位是反革命,需要派軍隊的宣傳隊、工宣隊、學生的宣傳隊進駐來管理這些藝術家。「他們每天都要問起小孩,你爸昨天晚上在家幹甚麼?我們只好編出很多話來講。」
「我爸昨天晚上在家裏抱怨共產黨能講嗎?」她說那些是非常不幸的經驗,但卻是作為小說家很好的訓練。
在生命的戲劇裏受創傷
文革期間,12歲的嚴歌苓考入成都軍區,在一文工團當了八年的舞蹈演員。
20歲時,嚴歌苓自告奮勇前往中越邊境擔任戰地記者。在中越自衛反擊戰中,去了一個野戰醫院的包紮所,包紮所曾一夜之間接受一千多個傷兵。這些戰士很年輕,大概18至19歲,全都是殘廢了,走廊裏瀰漫一股血的味道。
她採訪了一個小戰士,地雷把他下半身全炸壞,沒生殖能力。他是孤兒,從小訂了娃娃親,他的丈人把他養大,對丈人唯一的報答是退伍後去做他女婿,不能生育就表示此生無法報答丈人。
當時醫生檢查他,碰觸他腋窩,他咯咯笑了起來,當時嚴歌苓覺得他活了,不會尋死,因為他笑得挺開心的,像孩子一樣。
後來等回到成都,第二次又去前線,他們說小戰士自殺了。那些事情給嚴歌苓刺激很大,從此以後她就反戰,不再相信戰爭的意義比人的生命價值大。
「這些就是我在青年時代、少年時代,involve(融入其中)的戲劇,就是我生命當中的戲劇,我被圍繞在戲劇裏,同時也被創傷了。」嚴歌苓說道。
比跳芭蕾舞更大的使命
中越戰爭打完以後,回到成都,嚴歌苓變得深沉,「跳舞的肢體表達,已經不能表達我了;我的表達想要更有力量,可以傳達更遠,我開始寫文章。」
一開始寫作,嚴歌苓說:「我是個很幸運的人,爸爸幫我投稿到雜誌社去,第一批作品就獲得發表了。」沒被退稿,她受到了鼓勵,就一直寫下去。
1986年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後來得了獎,1987年隨即出版第二本長篇小說。1988年應美國新聞總署之邀訪問美國,到了美國以後,嚴歌苓才意識到中國作家挺不幸的,因為思想是被放在一個框架裏。
在美國期間,她到愛荷華(Iowa)青年作家寫作中心,參觀美國很多藝術家的基金會,看那些青年作家討論作品的氣氛。嚴歌苓說:「我就覺得中國作家很可憐,他們寫甚麼、不能寫甚麼或發表甚麼,是有前提的,不能有自由的。一個作家不能有思想上絕對自由,就不能成為很好的作家,從那個時候起,我就很嚮往美國。」
於是,她聯繫美國的學校,開始學英文,因為她明白像她那樣人文素質的人,經常會講當局不愛聽的話,中國的環境對她來說很不適合。當時她跟軍隊的系統比較近,但軍隊也是不適合她待的地方。就在那時爆發了六四大屠殺事件,帶給她徹底的失望,「不能在這個國家呆了,一定得必須要走!」
傾聽故事與追問細節
嚴歌苓覺得作為一個愛講故事的人,首先是個好的聆聽者(listener)。「我對所有人的故事都特別的感興趣,眼睛看到的是觀察,我現在寫任何一個角色,可以充滿細節。」
譬如寫《第九個寡婦》之前,她到河南農村,就追問當地人:「你吃樹皮,榆樹皮怎麼採下來?」對方每個細節都講得很清楚,榆樹皮採下來如何弄碎、磨成粉,最後成為甚麼狀態,她都追問到完全明白。
她傾聽故事,會非常入迷,也會非常難受,難受很多天,甚至好多年。「能否成為作家有很多東西都要先天決定的,你的同情心有多少,跟人家共感能力有多少,共感能力是寫作時,確實站在人家的立場上,你經歷一遍他經歷的事情。」
「我是非常有自我訓練的人,幾乎沒有一天是在虛度光陰,每一分鐘我的雷達都是打開的,非常高度敏感。」嚴歌苓寫的人物經常是混合著一些人的細節、形象、身世等,沒人能發現最後張三是誰、李四是誰,她說:「要不然很不道德。」
僅僅會說故事是不夠的
活到知天命的歲數,嚴歌苓表示,「寫到今天覺得最大收穫是,找到跟自己性格、所有的一切狀況都很吻合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滿足」。她非常享受作家這種生活方式,使她獨立思考,不聽評論家對她作品的好評或壞評。只有作家可以這樣的生活──讀書、寫書,作者跟書在交流,她可以到老也是這種生活方式。
不過,她也警醒的想起在學校時老師的話,有位教歐洲與俄國文學經典作品的老師,曾在嚴歌苓班上說:「你為何而寫?你認為世上還需要你這本書嗎?」(Why do you
write? Do you think the world needs one more
book?)因此她會先想,「這世界需不需要這樣的故事,我要寫這樣故事的話,故事之外的意義是甚麼?」
「寫每個故事,除了告訴讀者這個故事之外,還想告訴點甚麼,這不是我一下能說出的,要通過我對語言的追求,對人物的塑造,然後一點一點,好像它出來了。」
撰寫小說僅有故事是不夠的,嚴歌苓認為,每天她都能聽到或從報紙上讀到故事,特別是大陸現在有幾個頻道專門在講些民間駭人聽聞的故事,有很多故事比能夠發動想像力到最最強的地步還要驚世駭俗,所以僅僅會說故事是不夠的。
「作為一個好的小說家,不僅是講故事的人,還有在故事後面的信息是甚麼?如果這信息講的很清楚,那不是小說家而是通俗哲學家或社會學家。在你所有的形象和盤托出之後,每個人根據他的情感、背景、立場,得到張三、李四不同的訊息,你就成功了。」◇
嚴歌苓寫作簡歷
嚴歌苓1958年出生於上海,12歲(文革期間)考入軍區文工團舞蹈演員。
20歲在中越戰爭前線當過戰地記者。
1986年在中國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1988年第一次去美國,參加美國國務院國際青年寫作。1989年赴美進修,獲有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藝術碩士。
1991至1998年,多部小說如:《少女小漁》、《天浴》、《白蛇》屢被改編為電影。連續獲得台灣多項文學大獎。作品譯成英、法、荷、日等多國文字。
2006年出版第一本英文小說《The Banquet Bug》(中譯書名《赴宴者》)。除了隸屬「中國作家協會」,嚴歌苓也參加「美國影劇作家」。
文、圖/岳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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