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夏先生在1989年元月應多位朋友敦促，將其在《自由中國》的文章，依有關史料性的和問題至當時尚未解決的兩個標準選擇結集，由遠流出版公司出版了《我在《自由中國》》一書，張忠棟教授在序言中就作了生動評述。張教授舉了幾篇夏先生寫的社論為例，說明夏先生的文章擲地有聲，批評的矛頭直指軍方、高層官員和官方傳播機構。最轟動的一篇是1951年6月1日的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該文指出有人在土地銀行開戶，取得銀行期票，然後以期票作押，付高利向人借款，等到借貸成交的時候，即由治安機關當場出面破獲，告貸方以地下錢莊罪，而金融罪、買賣金鈔罪和地下錢莊罪當時罪名極重，都可援用〈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進行軍事審判。該文進一步指出此案三個疑點。第一、從破案資料看，在土銀開戶的人存款不少於170萬元，數額不小，似非普通人，然則此人是誰，外界不知道。第二、治安機關起訴書始終只有貸方姓名，而無借方姓名。第三、借方以100餘萬元存於銀行，取每月四、五分利息，再用銀行期票去質借，付高達一角二至二角六的高利，這種傻瓜行為，實不可解。由於這三點疑問，夏先生在該文裏認定整個案件必非尋常，而是政府機關或政府人員為謀破案獎金，事先設計的誘民入罪案件，對於政府威信將會造成重大的傷害。

該篇社論觸怒了當時執行金融管制的軍方。但軍方保安司令部督察處長陳仙洲發表的談話，卻不直接答覆社論中所提出的疑點，而只把非法金融活動和匪諜活動扯在一起，語帶威脅的要求新聞界合作，「支持各級官員推行金融經濟措施，防範匪諜阻撓政府政策，破壞政府威信，打擊人心士氣」。由於治安單位的反應強烈，《自由中國》接著又發表一篇社論，表示贊同經濟管制，也肯定台灣經濟管制的成效，以及主管機關的認真和辛勤，同時聲明〈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絕對不是故意侮辱有關機關工作人員的操守。張忠棟教授指出，從事後的各種資料看，整個事件驚動了許多黨國要員，其中如：吳國楨、陳雪屏、陶希聖和黃少谷，最為憤怒的則是當時權傾一時的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

但是〈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得到胡適先生高度的支持，他認為這篇社論「有事實，有膽氣，態度很嚴肅負責，用證據的方法也很細密，可以說是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夠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所以他「十分佩服、十分高興」。但是他正在高興的時候，聽到軍事機關有壓力的傳聞，又看到《自由中國》的新社論，感覺言論自由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因此他連寫兩封信給雷震。他的第一封信說：「《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用負責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胡適說他要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的頭銜，一來表示他百分之一百贊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論，二來表示他對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他的第二封信說：「自由中國不可沒有自由，不可沒有言論自由。總統和行政院長在這個國難期間，更應該切實鼓勵言論自由，使人民的苦痛、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周知的可能。此是大事，我的辭職的事是小事。我要先弄明白一點：究竟你們在台北辦《自由中國》有沒有言論自由？你們是否能繼續發表像〈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類批評文章？」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篇社論批評到軍方，驚動黨國大員，激起胡適的義憤，張忠棟教授認為它的價值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歷史上可以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