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蔣經國 (下)

經國先生終究還是從威權體系產生的一個政治人物，他統治的前半期國民黨還是一黨獨大，在他執政期間，政黨對於軍隊的控制，對於政治的控制，還是比較嚴密的。

前面我們提到，一般來說台灣百姓認為蔣經國比較勤政、親民，比較廉潔等等，也談到他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除了這幾點之外，我們再看看，一般台灣民間社會對經國先生還有什麼樣正面的評價。

經國先生與當時擔任副總統的李登輝先生在國慶閱兵。（中央社）

重實際 拔擢本土人才

第一就是大家認為這個人是比較注重實際的，當然有人譏笑他讀書很少，沒聽他講過什麼大道理，對，他沒講過什麼大道理，他講的都是很實在，跟一般老百姓生活非常貼近的東西。

出於這種考慮，他的用人哲學比較著重技術官僚和行政官僚，所以早年像李國鼎、孫運璿或俞國華等人，有些是老蔣總統提拔的，有些是經國先生覺得他們在行政方面能力很強繼續用下去的，在這方面，他滿注意的。

第二就是經國先生主政前期大量的啟用本省籍人才，這些人士對台灣後來的政壇起了很多正面的作用。

當時國民黨來到台灣的時候，從大陸上帶了很多幹部過來，這些幹部大部份是中國各個省份的。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時候，經國先生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開始有意的拔擢本土的精英進入政界。當時比較有名的，譬如說像林洋港、謝東閔、邱創煥，乃至李登輝先生，都是被刻意拔擢的。這些人有些擔任到省主席，有的擔任到院長級的人物，有些擔任到行政院長，最後李登輝先生還當上總統。

中產階級要求開放

以下我們再談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當中，蔣經國究竟是怎麼看待這件事的。

60年代因為承續了50年的發展，台灣的經濟慢慢開始起飛，社會開始變遷。當時台灣社會最重大的一個變化，就是中產階級的大量浮現。根據研究，當時的中產階級至少佔總人口百分之十幾，有的說法甚至高到了百分之三、四十，也就是說台灣當時上千萬的人口裏面，大概有一百萬，或是說兩、三百萬人屬於中產階級了。

這些中產階級希望推動社會改革，於是有越來越多的聲浪要求一黨專政的國民黨要開放政治，走向民主。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認識到這個壓力之後，也認為應該開放了。

經國先生由於對社會的脈動比較瞭解，他對社會民情的掌握比他的父親要好，當台灣社會出現了對民主、對自由化的要求的時候，他首先感受到了。

我們並不知道蔣中正和蔣經國他們父子間進行了什麼溝通，但是我們看見經國先生主政的前後，台灣民主開放的道路已經打開了，也就是從1968、69年開始，台灣進行中央級民意代表部份的徵選跟補選。

民意代表的徵選與補選

原來台灣地區的國民大會、立法委員跟監察委員，都是在大陸上選舉的。1949年大陸變色之後，這些人大部份來到台灣，繼續他們的政治地位，繼續他們的政治功能。然而台灣社會逐漸變遷後，中產階級就要求政府要選出一些新的民意代表。

國民黨感受到這個社會壓力，於是在69、70兩年進行了立法委員、國大代表以及監察委員的徵選與補選。當然，人數不多，比例也很低，但是畢竟是一個重要的開放起點，這個時候台灣進入了自由化的一個階段。

這個門開始不到兩年之後，經國先生就正式接任行政院長，在這之前他是行政院副院長。當然他的實權比起行政院長來說還有一段差距，可是到72年，他接上行政院長之後，他的政治風格就慢慢顯露出來。

選舉是一點一點、一步一步開放的，地方選舉照常舉行，仍然是那種規模；中央選舉的開放，每隔三、四年開放一點點，三、四年開放一點點，腳步很慢，開放得很有限，就在這個階段，反對運動的力量也慢慢累積。

當時屬於黨外的民進黨進入到選舉過程當中，不斷的衝撞這個體制，不斷的挑戰國民黨，從言論上、從思想上，然後從行動和選舉上去挑戰國民黨。中央開放的雖然不多，但在地方上面，民進黨卻相當有斬獲。

我們也看到在歷次選舉當中，非國民黨人士參選的人很多，當選的比例也算高，這說明它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體系，當然，基本上它還不是一個完全自由的體系，這是可以確定的。

解除戒嚴 開放黨禁

就是在這種氛圍之下，經國先生作出了政治開放的重要決定。在1986年10月7日，也就是民進黨在非法狀態下成立之後，不到十天的時間，他接見了美國非常有名的《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撒琳‧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女士，並親自當面跟她說，中華民國準備解除戒嚴，然後開放組黨。

當時在後面的翻譯官就是現在中華民國的總統馬英九先生。關於這件事，馬先生後來提到，他聽到這段話時全身像通電一樣，他曉得台灣將邁出重要的一步，而事實上也是如此。

經國先生對葛蘭姆講這段話，說明了他決意讓台灣走上民主的大道。然而，雖然當時經國先生作了這個決定，但台灣的法律各方面其實並不夠完備，也就是說，在法律上其實台灣並沒有準備好。

什麼叫法律上沒有準備好呢？因為原來戒嚴時期有所謂的「戡亂時期條款」，很多活動都是被禁止的，現在既然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開放報禁等等，法律跟各方面要有完善的配套，可是當時並沒有趕上。

在這個時候，當時「國家安全法」、「集會遊行法」和「人民團體法」才開始草擬、修訂，可是對民眾的教育還不夠，社會上的宣導還不夠，突然間開放，大家覺得說好像就沒有法律了，反而使當時社會動盪非常嚴重。

可是不管怎麼說台灣畢竟是結束了38年的戒嚴，開放黨禁，走上了民主的大道。

美麗島事件與江南案

接下來我們談談一般大眾對經國先生的負面評價。

經國先生終究還是從威權體系產生的一個政治人物，他統治的前半期國民黨還是一黨獨大，在他執政期間，政黨對於軍隊的控制，對於政治的控制，還是比較嚴密的，而這政黨又服膺領袖，過去是蔣中正先生，那麼後來就是蔣經國的個人意志。

大家對他批評比較大的，大概是兩件事情，一個是「美麗島事件」，一個是「江南命案」。

「美麗島事件」發生在1978、79年，台灣原本已經逐步實施公職的選舉，後來因為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選舉一度中斷。此後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人士，組織群眾進行示威遊行，訴求民主與自由。

1979年12月10日在台灣南部的高雄市舉行了「世界人權宣言」31週年紀念會，當時約有2萬多名民眾，其間發生一些小衝突，由於部份民眾積累心中不滿及國民黨政府的高壓姿態下卻越演越烈，最後演變成政府派遣軍警全面鎮壓。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許多重要黨外人士遭到逮捕與審判，其中有些人甚至被判以可能處死的叛亂罪，史稱「美麗島大審」。最後在各界壓力及美國關切下，全部以徒刑論處。

這件事情對台灣民主政治是很大的打擊，台灣的政治發展因此而受挫，大家認為大部份責任應該是經國先生要擔負的，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就是「江南命案」。江南本名劉宜良，一般的看法是他是三面間諜，他同時幫台灣、大陸、美國做間諜。台灣方面發現他的身份，而且查出他準備寫《蔣經國先生傳》，書裏面很可能會揭露很多政治內幕，可能會對經國先生不利。其中有一個說法是台灣當時的情報局派人就在美國把江南暗殺了，美國知道這件事情當然很生氣。

還有一個說法是，制裁江南的決定與《蔣經國先生傳》無關，是因為江南身為中華民國情報人員，卻又幫中華人民共和國做雙面間諜，軍情局必須「制裁叛逆」。當時，軍情局並不知道江南是美國FBI線人，如果知道，軍情局就會「慎重考慮」了。

解嚴開放 太晚而太快

「江南命案」對於美國、台灣之間關係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台灣民眾普遍認為這件事情經國先生應該負責。

上述兩件事是比較明顯的執政缺失，還有一件事情，從今天回過頭去看，也很值得檢討，就是當時經國先生在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這個事情上做得太晚、也太快。

什麼叫太晚呢？應該早幾年就開始，解除戒嚴的時間是1986、1987年，如果能早幾年實施，對台灣可能會更好。

那什麼叫太快呢？就在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過程當中，應該把步調拉長一點，在法律方面與社會上教育多一點，讓老百姓慢慢瞭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後有一套新的法律出來，知道他們應該怎麼行動，而不是覺得完全沒有法律可管，可以為所欲為。

所以台灣社會在剛剛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的時間，社會動盪很多，社會運動很多，衝突很激烈，都是導因於此。

除此之外，有人還批評開放探親不夠早，造成很多人倫悲劇，這一方面可能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前面幾點負面評價，卻是一般大家有的共識。

不管怎麼說，大家認為蔣經國先生對台灣的貢獻還是比較大的，今天回頭看他，多半還是持以比較正面的角度。（完）

整理自明居正教授於「希望之聲」電台之《中原大地世紀回眸》節目。

台灣民間一般對經國先生的評價是高於他父親蔣中正的。（A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