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鄭麗駒、吳雪兒香港報導】立法會昨日恢復辯論預算案,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楊森提出修訂案,建議刪除預算案中,政府提出增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5千多萬元撥款。多名泛民主派議員發言支持其修訂。但最後在親共及親建制議員的否決下,楊森的修訂案未獲通過。
楊森表示,政府提出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當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薪酬開支列入今年財政預算案之內,為香港帶來額外的5千5百萬元開支。他提出刪除預算案中有關撥款。
楊森指出,即使增加多一層的政治委任制度,也未能將問責製麵向公眾。「行政長官不是由普選選出,施政得不到民意支持,而現時實施的所謂問責制,各局長最終只向行政長官問責,行政長官最終向中共中央政府問責;市民從來都沒有政治的權利,透過選票選出行政長官,授予其權力建立政治班子」。
用公帑培養親共政黨人才
針對政府提到政治任命可以為香港培育政治人才的言論,楊森指出:「其實無論哪個民主國家,還是香港,發展政治的事業途徑,大體是加入政黨,或是從公務員的行列中跳入政治的行列,但最終都要參加選舉,以獲得選民的支持。即使是美式的部長制,也是由選民授權總統所任命,隨著總統的卸任,這些部長也會被輪替,而他們要從政,最終也要經過選舉。所以在一個港式的部長制培育政治人才的論據是不充份的。尤其現時特區政府副局長傳聞的名單,當中包括政黨的成員,為何政府要用公帑為政黨培養政治人才?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於港府物色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人選,據本港媒體報導,有消息稱,親共政黨民建聯提出6人名單供政府考慮,包括副主席蘇錦梁,前區議員張文韜、張國鈞、張瑞鋒;當中身為律師的蘇錦梁被視為副局長的熱門人選。自由黨則提出3人名單,包括區議員黃以謙及區選中落敗的孫維翰。除了兩大政黨,親建制的智囊組織包括新力量網絡、三十會、Roundtable等,都有成員在政府的名單內。
楊森批評:「這正是特首親疏有別具體化的例子,最嚴重的是充滿了政治交易的成份。」
質疑局長無需接受質詢
對於當局稱強化政府的架構可以改善政府的管治能力,最快見到的效果是以後由副局長取代局長,出席立法會的大會或委員會,局長無需直接受到質詢,楊森說:「在一個民主國家,行政立法機關是互相監督、互相制衡,如果執政黨的各部長,都想盡辦法避席立法機關,……選民也會有所不滿,從而產生憲政危機。……一旦局長避席立法機關的情況成為風氣,就會一直延續下去,而行政立法機關惡劣的關係可想而知。」
楊森最後說:「香港不單是一個經濟的城市,也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香港的市民是值得擁有一個民主、開放及向市民負責、交待的政治制度。而這個制度只可以建築在一個全面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基礎之上,……以民為本的社會才會出現。政治人才才會一代一代輩出。」
政治分贓 縱容一言堂
無黨派立法會議員陳方安生發言時說,開設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職位,表明港府在招攬有政黨背景的人士,是政治分贓的典型例子,為非民選產生的特首擴充權力。她還引述有評論所指出,當局擴充政治任命是「政治收買」,是親疏有別的典型例子,是用公帑縱容特首建立「一言堂」。
她並批評,自從實施高官問責制後,政府內部已出現奉承文化及聽話文化:「自從實施高官問責制後,已經令政府內部逐漸起變化,未經民意選出的特首,個人可以挑選和掌握3司12局以及未來的副局長、局長助理的罷免權,完全沒有制衡,政府內部已出現奉承文化及聽話文化,順我者昌,顯而易見。」
陳方安生進一步指出,在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制度未落實之前,實施這種政治委任制度會對香港的政治生態帶來兩項即時的影響。首先特首可以迅即倍增他用作政治酬勞的資源,很多特殊利益團體、財團或政黨都希望通過攀附政治關係,安插成員在特首身邊,這正正容易製造官商勾結和政治交易。
陳方安生又指出,新問責職位與公務員從屬關係含糊,容易造成互相卸責,打擊公務員的士氣。
民主黨何俊仁議員則表示,如果特首想透過增設職位擴充權力,鞏固行政主導,進一步加強與親政府政黨的聯繫,就應該明確表示,不應以堂皇理由包裝。他批評擴大高官問責制,與發展民主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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