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掌故【日治篇】 (七之三 )暨【戰爭與殺戮的反思】

整理賢溢

香港淪陷

1941年12月25日聖誕節，當天傍晚7時，香港總督揚慕琦及莫德庇少將等到達位於九龍半島尖沙咀半島酒店3樓日軍司令部，正式向日軍無條件投降，因為沒電供應，港方在微弱的燭光下與日軍代表酒井隆中將簽訂了「停戰協定」，揚慕琦本人隨即做了日軍的階下囚，日軍亦於當晚9時45分，公佈佔領香港，宣佈日軍總司令酒井隆暫代香港總督職務。港人稱這一天為「黑色聖誕」。

香港由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為止，香港人俗稱這段時期為「3年零8個月」。淪陷使香港暫時脫離了英國的殖民地管治，展開了3年零8個月的香港「日治時期」。

12月26日(日軍佔領香港翌日)，日方即著手在半島酒店成立「軍政廳」政府，下轄總務、民政、經濟、司法、和海事五個部門。為了加強軍政統治，日軍可隨時宣佈戒嚴、查封房屋、拘留前香港軍政官員，並發行軍票。軍政廳先後制定大量前所未有的大小規例，其可怕之處是日軍隨時可以用犯例為藉口，打罵、囚禁甚至殺害居民。例如華人不向站崗的日軍鞠躬行禮，輕則受掌摑，重則招至殺身之禍。日軍亦常藉口檢查、又或搜捕抗日分子，隨意闖入民宅，為所欲為。所有新聞通訊及文化活動，莫不受到極嚴格的檢查。

1942年1月「軍政廳」政府執行「歸鄉政策」，即頒佈華人疏散方案，勸諭、利誘，甚至威逼等方法迫使失業的市民被驅逐至中國大陸。到1942年底，計有60萬名市民被逐出境外。他們在艱辛的回鄉途中，被暴徒、土匪掠奪或襲擊，甚至因飢寒交迫而死的，不計其數。軍政府統治時期，社會秩序完全控制在血腥恐怕中，令香港居民生活在朝不保夕的處境中。

兩個多月後到1942年2月20日，日本宣佈香港為日本佔領屬地，設立總督府以代替「軍政廳」，由陸軍中將磯谷廉介履任首任香港總督，結束了軍政府時期，「民政」時期隨即開始。行政中心由九龍的半島酒店(當時改叫「東亞酒店」)遷至港島的匯豐銀行大廈。同日磯谷廉介在皇后像廣場中之拱頂亭內 (原維多利亞女皇像的位置) 豎立「佔領香港告諭」的石碑，宣告香港已經被日本佔領。內容寫著：「香港乃英國強佔我東洋之土地……蠶食我東亞已經百年。現一朝為我忠勇義烈之皇軍佔領。成為大日本之皇土……夫大東亞戰爭終局最大目的。乃確保東亞之安定。進而貢獻世界和平……發揚東洋本來之精神文化……現爾各居民應忍耐堅苦。善體聖戰之意義……在皇軍治下。奮發努力。……其有違反道義。不守圍範者。乃東亞萬眾之公敵。非我皇土之民。無論國籍。無論人種。本督當以軍律處治。決不容恕。」

磯谷廉介履任佔領地總督一職至1945年2月1日後，改由日軍田中久一中將擔任、至日本投降為止。

日治暴政

1941年12月13日，日軍從攻克新界進入九龍第一天，酒井隆指揮的日軍第23軍部隊，沿彌敦道由北向南步行推進，見到有人，不分青紅皂白一律開槍射殺。深水埗到油麻地之間的馬路上，被殺害的居民不可勝數。

香港投降後有共約有7、8千多名戰俘（包括英軍及市民），大部份戰俘被驅往深水埗兵營（今深水埗公園、麗安及麗閣村一帶），少數則被囚於北角的難民營。1942年秋天開始，先後約有3,000名戰俘被運往日本做苦工，但其中近1,100人在往日本途中遇難喪生。留港的戰俘都被迫從事苦工如修路，到馬鞍山開礦及擴建機場等勞務。

被拘留的戰俘均處於營養不良、飢餓及疾病的交煎之下，在營中因而死亡的人數以百計，也有一些因與外界聯繫而遭日軍處決。日軍到處搜捕抗日分子及「搗亂分子」，不少市民因而被抓，不幸的更被即時殺害。

「民政」所延續之「歸鄉政策」，強迫華人離開香港，負擔不起路費，只能徒步回鄉。由於糧食日趨嚴重不足，生活艱難，因此很多港人選擇離港回鄉。到了1943年，歸鄉政策的執行變得更嚴厲，憲兵隊甚至當街隨意抓人，強行押解出境。至日佔後期，原有161萬人的香港只餘下60萬人。三年間香港已由一個繁盛的轉口港變成一個市面蕭條的死港。同期在1942至43年間，日本鼓勵日人來港，視為其國土的一部份，日人數量由當初200多人增加至30,000多人。

軍政與民政

1942年初起，香港電車、山頂纜車及天星小輪亦逐漸重新投入有限度的服務：山頂纜車因路軌、機械室、鋼索與及車廂受戰火的損壞都要翻新，搞了近兩個月。電車是受戰爭衝擊最小，仍有六十、七十的輛數行走。但巴士、的士及貨車等已充公不是公共設施了。日本當局亦將全香港的巴士、的士及貨車等充公，其中不少變成為軍用物資，其餘車輛則撥歸由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動車運送會社」(Hong Kong Motor Transport Co.)，在沒有軍事雖要下，才提供有限度的服務。同時亦由於燃料嚴重不足，公共運輸工具經常停駛。於九龍彌敦道一帶，曾經出現過馬車作為公共交通工具。由於淪陷時期燃料缺乏，人力車成為流行交通工具。日軍亦徵調油麻地小輪運輸，曾強駕油麻地小輪，行走華南內河各地，以致兩艘小輪均遇軍機轟炸擱淺而沉沒於西江某縣之河底。九廣鐵路到1943年底才全線復通。

「民政」之下，於灣仔駱克道一帶，日軍限令住戶在三天之內，全數搬出來設立五百多間慰安所，原居民們被迫扶老攜幼搬往他處或露宿街頭。這一地區因此變成了日軍的娛樂區、茶店、酒巴和菜館，也就是後來灣仔區變成酒巴區的由來。

日軍司令田中久一上任為第二任香港總督以後、公開鼓勵開賭、抽賭餉充軍費。因此市區設立賭館、煙館、重辦賽馬，此後賭場林立。雖然百業凋零，唯有賭博吸毒等行業得到發展，從最熱鬧的皇后大道到最偏僻的角落都有賭場，賭場門口往往是一面日本旗，一條「發財請進」的標語。

日佔初期開始，偽政府向香港市民發出「住民證」。日軍一方面沒收貿易商的資產，控制存糧，另一方面卻對居民的糧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初期糧食供應通過「區役所」，按住民證按人口售糧，以解決糧食供應問題。最初每人每口配給米約四兩，後來增至六兩四錢。其它副食品如油、麵粉、鹽、糖等亦採配給制度。可是由於米糧供應直緊張，加上港元一再貶值，米價遂多次大幅暴漲。居民每人每天只領到六兩四錢配給米，僅能勉強餬口。在配米之前，日軍厲行戶口檢，逐戶視察。倘發現人數與「住民證」登記不符，全家就要立即監禁；而入屋視察時，日軍又會乘機搶掠財物，不少婦女甚至遭到凌辱或被幾個日兵輪姦的。

日本對香港實行燈火管制，由於燃油屬軍需品，因此也十分緊張，電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應，例如於1943年，總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至23:00亮燈。由於木柴進口大減及存柴用盡，柴價上漲。不少居民唯有以傢具替代，燒水煮飯。冬天沒有木柴，市民只好以傢具替代充當柴薪。故此有可見到的木製品市民均搶走作當柴薪生火，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

自淪陷後，日軍已將香港的九十五萬擔存米搶走八十萬擔充作軍糧，造成香港嚴重的糧荒。1943年起，日軍在戰場上開始失利和運輸困難，配給制度更形苛刻，糧食發生恐慌。其後白米亦缺乏，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因為糧食日趨缺少，日方的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買賣，結果造成米價飛漲，每斤漲到二百多元。自此，特別是居於市區的居民生活更加艱苦。在日軍佔的最後兩年間，不少居民因食物不足，被迫進食木薯粉、花生麩、蕃薯籐，甚至樹葉樹根充飢，餓死的居民更無日無之。

日軍的搶奪

日軍「軍政廳」首先重組政府及私有物業。有名的建築像華仁書院、拔萃男書院、強行徵召成為日軍的醫院，東華東院、九龍醫院、瑪麗醫院也改成軍事醫院。有些書院更被謠傳是日本執行斬首的地方。日軍亦摧毀位於九龍城的九龍寨城及宋王台，以擴建啟德機場。

匯豐銀行、渣打銀行與有利銀行等外國銀行遭到清盤。西方銀行家則遭到日軍拘捕並囚禁於中國旅館。日軍又沒收貿易商的資產，查封倉庫，許多華人的店鋪如先施、永安、等百貨公司、五金行、汽車行等被查封，由軍搜集部或金融班「管理」，實質是攫取。

1942年中，日軍政府對香港實行新貨幣政策，廢除了港元，以軍用手票(簡稱軍票)代替，更宣佈軍票為香港唯一的合法流通貨幣。由於軍票的濫發，並肆意提高軍票面值，以方便其掠奪物資，因此影響物價飛漲，投機風潮澎湃。起初軍票對港幣的比率定為一比二，到1942年10月改為一比四，令港元大幅貶值。到1943年6月31日則宣佈禁用港幣，日用品的價格必須以日圓作單位。兩間日本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則在香港重開。居民必須在限期內到台灣銀行兌換軍票，違者殺無赦──這是在進行公開的金融掠奪。

「軍用手票」是由日本軍部特別為日本士兵而印製，軍票是由軍部而不是由日本政府發行的，只派給日本軍隊作糧餉之用，它不能在日本本土使用或兌換其它貨幣的。受日本軍部控制下，中華書局也曾印過日本軍票，那時中華書局已改名為「日本內閣印刷廠」。日軍在印製軍用手票並沒有任何儲備金，所以實際上日軍是以白紙強逼兌換有十足保證的港幣。由於濫發，香港出現災難性通貨膨脹，物價每日貶值。日本戰敗後軍票立時成為廢紙，由於不是日本政府發行的，這樣日本政府便可卸責。

日政府還曾發動「獻銅運動」，強迫市民將銅製品捐出以供日方製造武器。原屬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總行的2隻銅獅子亦差點不能倖免。皇后像廣場中重達3噸的維多利亞女王銅像亦被日軍運往日本準備熔掉成為製造武器的原料。二次大戰結束後，香港政府透過駐日盟軍總部尋回維多利亞女王及其它的銅像。而維多利亞女王則於1957年重置在落成的維多利亞公園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