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模稜兩可的香港經濟政策

☉李欣
香港特首曾蔭權近一段時間對香港經濟政策的幾次講話非常引入矚目。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現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10月8日專門在《華爾街時報》以《香港模式的夭折》為標題撰文，強烈批評曾蔭權宣佈放棄香港長期以來實行的對經濟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文章說：「香港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太好了，以至於無法持續下去。它同政府官員支出他人金錢和干預他人事務的所有本能背道而馳。」

遭到連串批評後，曾蔭權又改口要實行所謂的「實用主義」市場經濟。市場對此的解讀是，如果政府的干預是出於推動香港發展所需，政府將照做不誤。曾蔭權還說，香港必須「對整個國家的和平崛起發揮重大作用」，要讓香港與整個國家和地區的利益保持一致。對此，10月19日香港《壹週刊》（Next Magazine）發行人楊偉康也在《華爾街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批評曾蔭權玩自由市場的文字遊戲混淆視聽。針對賦予香港順應「國家」利益的新角色，楊偉康在文章中表示「香港經濟總體規模很小，且幾乎無任何自然資源。它將難以承擔這樣的荒唐使命。」

正如米爾頓所說的，「香港自由放任政策的成功是鼓勵中國大陸和其它國家放棄中央集權控制、更多依靠私有企業和自由市場的重要因素。」「如果改變了『積極不干預』政策，儘管香港經濟將繼續增長，但它卻不會再是經濟自由的象徵了。」

無可否認，曾蔭權的有關香港經濟政策的言論直接受命於北京的影響和壓力。無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了多少年，中共都不曾放鬆對經濟的牢牢掌控。雖說是一國兩制50年不變，但香港回歸9年之後的今天，中共開始迫不及待要把香港經濟的控制大權進一步掌控在自己手中。香港今後能夠多大程度上享受完全由市場來調控的自由經濟體制，取決於香港人民對自身權益堅持不懈的抗爭和追求，以及國際社會的政治輿論等對中共的壓力和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