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 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 大陸時期)( 九)—（1）

作者／心緣

中共建立「國中之國」 中華蘇維埃和其發展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後，日本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此後，日軍又進攻上海和華北地區。

在一九三七年爆發之前，東北人民自組義勇軍以抗日，中華民國政府明有十九路軍、暗有第五軍血戰淞滬的壯舉，政府軍在長城沿線對日本的頑強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輕易南下和西進。

全國人民呼喚抗日救國的悲情壯歌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共當此國難當頭之時，卻乘國難而發難，一意堅持和擴大武裝叛國。

在蔣介石因日本入侵而中止對中共的第三次圍剿後，中共不僅歡呼「衝破了第三次圍剿的勝利」，而且中共臨時中央發出了「由於工農紅軍衝破敵人第三次圍剿、即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緊急任務案」。

這個「緊急任務案」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反對蘇聯已經成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險」，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同時，認定中間派是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斷定當時「中國政治形勢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鬥爭」。因此，又提出了「紅軍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組織工人罷工」的計劃。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蘇聯的國慶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佈成立了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繼續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一九三二年春，第一次淞滬抗戰之際，中共領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國目前的形勢與中共當前的主要任務」一書中，稱：「中國所面臨的是兩國之爭，即新興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與腐朽的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的鬥爭。」並稱：「兩國之爭決定著中國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兩個政權的尖銳對立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核心」。

中共的言行充分表明其置外國的侵略於不顧，置民族大義於不顧，而一心謀取自己的利益。

正是中共利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之機，一邊擴大武裝叛亂，反撲中華民國政府軍的圍剿，一邊發展自身勢力。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經過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贛南、閩西之間的『白點』完全消失，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擁有人口三百萬。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鄂豫皖蘇區和紅軍獲得猛烈發展。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線，北達寰州、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約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萬，擁有五個縣城，建立了迄二十餘個縣的革命政權，主力部隊已達伍萬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駐湘鄂邊的紅三軍重回洪湖，至一九三二年春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進行第四次圍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又因長城抗戰爆發而被調防長城沿線。中共又得到了一次大發展。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地域更加擴大，已經跨湘贛閩粵四省，並與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閩浙贛區的紅十軍擴大為紅七軍團，南下歸紅一方面軍指揮。

紅一方面軍發展到十萬人左右，赤衛隊發展到二十萬人。這時是中央蘇區全盛時期。」「在中央紅軍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同時，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邊界，開闢了川陝蘇區。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陝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陝蘇區發展到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總面積四萬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餘萬的廣大區域。紅四方面軍發展到五個軍、十五個師、四十五個團，共八萬餘人……這是川陝蘇區的極盛時期。」

「在陝北……九一八事變後，在河北阜平起義的紅二十四軍轉戰入陝（按：不是抗日），與謝、劉（謝子長、劉志丹）的遊擊隊會合……成立了紅二十六軍……在一九三三年內，全國紅軍發展到三十萬人，達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高峰。」

這一切，無非證明，正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的全盛期，才使得國民黨未能獲得充分時間贏得圍剿的勝利。

為了在祖國遭受侵略的日子裏武裝保衛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蘇聯，為乘國難當頭以分裂祖國、製造兩個中國並篡立起一個「俄屬蘇維埃中國」，中共唯以製造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為己任，雖然自稱數十萬人馬，卻非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以東進上海抗日，以北上長城抗日，以遠征東三省抗日，甚至連抗日的口號亦不曾喊過一句。

即使是喊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必定是為了武裝保衛蘇聯而已。

而武裝保衛蘇聯的行動，就是受俄命而在國難當頭的祖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中共的叛國本質和叛國行徑，也就無須再作其他任何的證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