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 華夏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四）—（4）

而在建立了國民政府的湖北武漢，工農運動亦是「如火如荼」。據同一本中共《中國現代史》教科書稱：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經成立農民協會三十四個，會員已有二十八萬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漢登記的工會組織已有五百多個，會員達八十萬之多。武漢工人運動的聲勢之大，「適如北伐軍取得武漢、江西與福建之震動於全中國、影響於全世界一樣」。而武漢工人運動給武漢地區和武漢國民政府所帶來的破壞，更是令人觸目驚心。正如這部《現代史》所「揭露」的那樣，由中共發動的武漢工人運動，「不僅隨意罷工，隨意要求增加工資，而且自組法庭監獄，隨便捕人施刑，動輒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隨意沒收分配工廠店舖的現象，更是隨時可見……在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的兩個月中，工人、店員罷工可考者達三十六次之多……頻繁的罷工，不僅加劇了勞資糾紛，而且爲武漢國民政府帶來了重重困難：一是日本和英國關閉了在武漢的全部企業，二是民族工商業主因工人運動而不能聊生者紛紛抽逃資金，關廠罷業，舉家潛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漢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經營者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漢商人罷市，各家商店全部關門謝業，拒絕售貨。三是工人大批失業，至四月底已達三十萬人之巨。四是武漢國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僅一百五十萬圓，支出卻達一千三百萬圓，只能靠大量發行紙幣以熬度艱難……」。至此，爲北伐軍勝利佔領並建立了國民革命政權的武漢，幾乎被蘇俄和中共一手煽動並操縱的工農運動，鬧成了一個死島。

湖南和武漢如此，上海更是這樣。中共爲了奪權而搶在北伐軍前面，在上海發動了三次武裝暴動，以圖謀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義下，建立「中國無產階級的巴黎公社」。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後，擅自組織工人武裝以橫行滬上，甚至威脅稱：「如軍政首長有意解散者，即爲反革命。」整個上海市面混亂，人心不寧。上海商界更只能哀歎「自國軍臨滬以來，我商人乃處於憔悴呻吟之下」。

北伐軍雖然能夠打倒軍閥，卻因爲蘇俄和中共一意要乘北伐之機發動共産革命，推倒國民革命，非但不能給人民帶來北伐打倒軍閥之後應有的和平安寧生活，卻反而只能陷人民於更大的「混亂、動亂和暴亂」之中。曾經親共近俄、並得到了蘇俄好處的馮玉祥，正是在看到了中共的暴行後才作出了「遠俄送共」的決定。

他認爲蘇俄與中共乃是「陽冒國民革命之名，陰佈全國恐懼之毒」。此言不虛。

蘇俄和中共破壞北伐
前面所說，蘇俄和中共對北伐的最大破壞就是利用北伐，發動共産革命。此外，在武漢掀起了大規模的反蔣運動，並將汪精衛迎回，就任國民政府主席，以與蔣介石分權。國民黨面臨著再一次分裂。

簡言之，爲避免國民黨勢力的壯大，蘇俄與中共首先堅決反對北伐，當反對不成時便利用北伐發動共産革命，繼而破壞北伐。當依舊達不到目的時，中共就在蘇俄的指使下走向了背叛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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