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 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五之二)

⊙陳沅森 

W君頗具領袖氣質，號召和鼓動能力很強，確實是個優秀人才。但想到他「反黨」，又恨他，這樣的人「不優秀」罷了，一「優秀」反而對社會主義不利。有時也產生惻隱之心，想到他不久將要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心中充滿了負罪感。總之，心情矛盾得很，一時站在正面，一時又站到了反面。還設想，將真相告訴他，讓他們馬上偃旗息鼓。但再一想，無濟於事，照樣會遭到逮捕，並連同我一起判刑，我還可能比他們判得重些。有時又責罵自己，太自私，太卑鄙，但隨即又原諒了自己，即使我不當這個卑鄙角色，公安也會脅迫另一個「薄弱環節」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W君他們覆滅的命運，從一開始就注定了。 

後來又與第二號頭目S君在市內一家餐廳見了面。見面的氣氛十分神秘，在約定的時間大家從不同方向走到同一餐桌坐下後，由W姑娘點頭確認「這是個可靠的人」，才開始談話。S君是湖南師範學院的大學生，與他見面的時間很短，談話不多，印象不深。想到他不久即將失去深造的機會，不能取得大學畢業文憑，感到非常惋惜。30多年後，偶爾聽到他的名字，在一家工廠做木模工。 

不幸的是，這一切全在公安的嚴密監控之中。預約見面的時間、地點，至少是一週前商定的。每次會面的當天晚上，我都要寫好匯報材料投入郵筒。不知郵局對寄給公安的平信有沒有快遞規定？我發現公安能很快收到我的信，沒有一次失誤。因此，一週之後，再與這些青年會面時，我深信，必定有公安在某個隱蔽的角落監控，甚至竊聽。見面談話時我從不左顧右盼，避免分散注意力，以免引起雙方（指公安和「搞組織」的青年）懷疑。有一次，我們從原新安巷45號下樓，在門前告別時，我發現一位見過面的公安便衣站在五步遠的地方，背對著我們抽煙，顯然，他在張著耳朵聽。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警惕性不高的人，哪能發現這個外貌普普通通的人是公安便衣呢？ 

與公安打交道，實質上是與「老虎」打交道，一定得小心謹慎，絕對不能耍小聰明，陽奉陰違。第一，不能說謊，既不能隱瞞包庇，也不要添枝加葉，如實地匯報。公安規定匯報材料中只敘述過程，記錄每人的原話，不添加任何評論和個人意見，以免影響他們的分析。第二，強制自己高度保密，即使在最要好的朋友Z君面前，也不露半點口風。否則，既不能自保，也不能保護他。 

由於謹小慎微，兢兢業業，所以直至結案，公安綜合對每一成員的審訊，沒有發現我的匯報有任何虛假失實之處，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雖然同情W姑娘、W君和S君等人，但當年我認為他們「應該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不但不能怪我，還連累了我。對於Z君，則一定得設法拉一把，並非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學，而是他和我一樣，確實沒有搞「反革命」組織的初衷。 

於是，當案情發展到一定深度時，就出現下面幾句至關重要的對話。 

我趁天雨，深夜與他在小街上步行時（室內擔心竊聽）對他說： 

「W姑娘已邀請我加入他們的組織，你怎麼辦？」 

「你參加嗎？」Z君反問我。 

「你別管我，各人對自己負責。」我回答。 

「怎麼各顧各呢？要加入，一起加入嘛。」Z君大惑不解，還在「重友情」。 

「當然只能各顧各，這是要殺頭坐牢的呀！」我提醒。 

膽小的Z君震撼了，沉默了一會兒，堅定地說：「我不參加！」 

「對啦！」聽到這句我需要的話，情不自禁地跺腳稱讚他。 

這裏一共七句對話，在當晚的匯報材料上，刪繁就簡，只出現第一句和第六句。有了「我不參加」這四個字舖底，就足以使當初公安誤認的「Z書記」得到解脫。果然，破案後Z君只關押一個多月，就無罪釋放。──公安當然不會完全相信我的匯報，須從當事人的口供印證，也需要所有涉案人員相互印證；再者，「Z書記」曾作過「一次總結報告」，還得「詐一詐」，如確實沒問題，最後還要「教育教育」。 

提醒Z君的做法是冒犯公安的，風險很大。公安要求線人儘量把對象的話引誘出來，怎麼可以通過提示讓他縮回去呢？因此，這種「不忠於職守」的小把戲，不可多玩，在整個案件中，僅此一次。 

若干年後，Z君輾轉聽到我曾經當過公安局的「眼鏡」，欲與我斷交，我讓他回憶當年的上述對話。由於在獄中多次抗辯，「我不參加」已深深植入Z君的腦海，我引導他的話已經忘記了。我開玩笑說：「如果當年我說，這是個好機會，我倆趕快參加，將來會拜相封侯，你參不參加？」──Z君這才回憶起「我不參加」既是他當年的真實心態，也是我引導的結果。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