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半邊豬」的歲月(上)

⊙茉莉

文革爆發時我只有十來歲，看到的第一幕是一位中年婦女像剖開的生豬一樣被吊起來示眾。很快革命風暴就刮到我父母親人身上，在親人的受難聲中度過了文革歲月。

我十歲那年，在邵東縣一個鎮中學教書的母親決定，把我送到父親教書的山區去。曾在國民黨時期讀師範時當過三青團員的母親，在共產黨反右時被插了「白旗」。六十年代早期的「四清」運動，令她成了驚弓之鳥。她神經質地預感到，將會有更大的政治風暴刮來，我們這種家庭會受到更大的衝擊。母親以為，山區的氣氛也許會緩和一點，於是就把我送走。幾年後，留在鎮中學的母親自殺未遂。

我去到一片青翠的山鄉。父親教書的小學校──一個石頭砌成的白色祠堂，座落在半山中，那個叫做蕭家沖的地方，貧窮而寧靜。在祠堂陳舊的雕花木窗下讀書，在石板桌上打乒乓球，和鄉下女孩一起採野花。我的懵懂童年，似乎就要在幽靜之中度過了。

然而，母親所預料的更大政治風暴來臨了。

將婦女像剖開的生豬一樣吊起來示眾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指示，通過郵遞員爬山越嶺送來的報紙，傳達到這消息閉塞的鄉間來了。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這初期的「文革」是一件蠻好玩的事情。我們放下功課，用毛筆歪歪斜斜地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像糊壁紙一樣把大字報糊滿祠堂，在原來供祖先牌位的神龕裏掛起毛澤東的畫像。

學校老師們天天搞政治學習。他們大都家在農村，生活貧困，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瞭解在遙遠京城發生的政治鬥爭。讀報紙的差事誰也不願幹，就落在我──這個山區小學的高才生身上。我努力不負重任，睜大眼睛把報紙上的黑字一個個給認出來。我童稚的讀報聲，一些教師打瞌睡的呼嚕聲，是記憶中鄉村早期文革的一道風景。

但文革運動不只是讀讀報紙而已。不久，就有縣城中學的紅衛兵戴著紅袖章，在我們祠堂的戲台上表演英姿颯爽的革命歌舞，高亢嘈雜的鑼鼓樂器聲打破了鄉間的寧靜。山區人學著搞起「早請示晚彙報」來。平時樸實沉默的鄉村農民，也有人掛上紅袖章，在祠堂裏開會鬧革命，揪出反動的「階級敵人」。

一天，祠堂裏開大會。一位農村少年告訴我，革命群眾要用「吊半邊豬」這種刑罰來拷打「階級敵人」，逼地富反壞右分子交出「變天帳」。「吊半邊豬」就是把人的一隻手和一隻腳吊起來，像屠夫剖開的生豬一樣掛著示眾。

懵懵懂懂的我坐在革命群眾中，看到一個穿著樸素的中年婦女被推上檯子，幾個手拿繩索和皮帶的積極份子凶狠地衝上去捆綁她。我不敢看他們怎麼實施這種刑罰，就慌慌張張地跑回父親的房子。其時父親已經被公社文教召去辦「學習班」了。聽到祠堂大廳裏的鞭打聲、那位婦女疼痛的尖叫聲，我一個人在屋子裏發抖。

沒有人告訴尚年幼的我，怎麼去認識這令人恐懼的野蠻行刑。後來我常常回憶起這一幕，那位被「吊半邊豬」的婦女，就如革命宴席上作為祭祀的羔羊，在我心裏引起巨大的同情和憐憫。

(待續，轉自《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