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法輪功信眾對暴政的反抗(上)

⊙吳一然

「有法輪功嗎？」這是我2002年11月7日凌晨3點踏進北京市看守所204監區204監室的第一句話。此前的幾年間，法輪功信眾因堅守和平信仰而慘遭血腥鎮壓，被捕的修行者填滿了中共的勞改營、監獄、看守所和派出所。我非常希望見識一下這些稀有的勇於反抗的中國人，為她／他們所遭受的磨難作見證更是我的願望。我在秦城期間沒有遇到過法輪功信仰者。後來聽說在我被關進來之前1個月，秦城有一個長期絕食的法輪功反抗者被轉回了區看守所。兩個月後，我在北京公安醫院的地牢裏見到了此人。

他叫王甫，家住北京朝陽區勁松，30歲。據《明慧網》介紹，2000年10月1日，他和未婚妻李琦推遲了次日的婚禮，雙雙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抗議。我的印象是，他此次被捕是因為參與了一次轟動北京的在建築物上懸掛橫幅的抗議，在鄉下躲避1年後被捕，判4年半，是十多人中判的最輕的。王甫從秦城轉回區看守所後，因再次絕食被轉進了公安醫院病犯區，一直關在B監室。

2003年1月17日，我開始了首次抗議恐怖主義絕食。絕食時間選在伊拉克戰爭開戰日，目標是100個小時。不僅因為對家人的擔憂，也出於對公然踐踏自定法律的暴政機構的痛恨。由於國保隊的關照，我不能像其他囚犯那樣得到家人的經濟援助，由此我判斷家人也被剝奪了至關重要的知情權，這會明顯加重家人的恐慌。獲釋後我得知，家人始終沒有收到我的逮捕證，也沒有被告知我的下落。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這類害人不利己的變態行為。看守所為了配合國保隊挖口供，也對我實施了嚴管，每天只配給4個乒乓球大小的玉米面窩頭，基本上處於半絕食狀態。這兩個多月的飢餓經歷對我以後的絕食有很大促動。因為營養極度不良，絕食第三天就出現了昏迷。我被轉進病犯區C監室後，繼續尋訪法輪功。由同號處得知對面B監室關著一位。一天晚上，聽到一男子高聲抗議迫害法輪功，徹夜不息，我以為是對面B監室的法輪功反抗者在受刑。次日打聽出他的名字後，我向對面喊話表示問候。後來得知那次受刑的不是王甫，而是被關在B監室隔壁A監室的張雁斌（音），石景山人，在病犯區絕食4個多月。

以後我在衛生間遇到過王甫，他看上去像個「玻璃人」，應該是長期絕食和不見陽光的緣故。

我第二次被關進病犯區是6月7日，這次抗議恐怖主義絕食的目標是從「64」到「911」的100天。恰巧被關在王甫所在的B監室，他的絕食仍在繼續。我在43床，他在41床，對面40床是一位叫李連軍的死刑犯，殺4人，朝陽區雙橋人，30歲。他就是當初對張雁斌施暴者之一。當時他關在隔壁A監室，和張雁斌鄰床。每個病犯都配發一個塑料尿壺。據李說，他曾逼迫被捆在床上的張雁斌「喝尿」，大概就是把尿潑到張雁斌的臉上。死刑犯都是上「搋」下「蹚」，手腳活動很不方便。而且死刑犯是地位最低下的刑事犯，這是七處在半步橋就形成的傳統。曾有一個看守當著我們一屋子人的面對李連軍講：「判了死刑，你就已經不是人了」。沒有看守的支持，死刑犯不可能對其他囚犯造次。

王甫的這次絕食是從中共十六大開幕的2002年11月8日開始的，與第一次絕食只間隔了一天。「吃朝陽，住海澱，既然關到朝陽，我得品嚐一下『朝看』牢飯的味道。」他主動吃了一餐牢飯。2003年6月21日，凌晨5時許，始終插著鼻飼管的王甫被來路不明的警察帶走了。睡意朦朧的同號們都為這個時間提犯人感到奇怪，或許是要轉送遠處吧。王甫的絕食方式是我所見最溫和的，他不拒絕輸液，每天還有一袋鼻飼奶，就是市面上常見的一元錢的「巴氏消毒袋奶」，但是會被其他囚犯分食，而負責鼻飼的護工也樂得清閑。王甫不僅從來不拒絕，而且主動詢問同號是否需要。他就是這樣在北京市公安醫院病犯區堅持了7個多月，過去的一年間，他只吃過一頓飯。不論他是否繼續絕食，此後他的處境都會更加凶險。

法輪功信仰者人數眾多，形形色色。我認為和王甫接觸過的人都能明顯感受到他的善良、平和，也不失機敏。這些或許都是他的天性，但是這至少說明法輪功信仰不會是「扭曲人性的邪教」。李連軍看不慣張雁斌把對師父的尊崇置於父母之上，在我看來這主要是中共「無神論」灌輸的惡果。另外，法輪功創始人是一位現實中的人物，他「突如其來」的影響力勾起了李連軍意識中的某種中國式的傳統情結。中國長期以來社會競爭秩序混亂，導致小人得志、惡人當道屢見不鮮，社會心理長期遭到扭曲，致使這種傳統情結異常頑固，以至於瀕死的囚犯也難以釋懷。

(待續，轉自《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