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經撫育我的親人們（上）

        飄泊在外，時常思念重慶家鄉的萬事萬物，那裏的山山水水，那些看著我長大成人的親人，於我而言，真是「夢裏幾度輪迴」。貧窮、落後、愚昧、保守，勤勞、容忍、踏實、耿直，這兩組完全不同感情色彩的詞彙，幾乎以同樣的速度無數次把我帶回那個生我養我的地方。與許許多多飄泊在外的中國人一樣，我們隨著地勢的遷移，開闊了眼界，拉長了人生奮鬥的戰線，但內心的歸宿卻並未遠離那些抹不去的記憶。任憑這時空的瞬息萬變，那些曾經如此熟悉而後又彼此遙遙相隔的人們，心與心卻越來越近。

大伯楊興華、大娘李財貴

　　大伯捨不得用僅有的一點莊稼錢給我打電話，即使是相當緊急的事情，也頂多就是：「銀波，你打過來。」然後迅速掛機。他是一個除了酒之外，其他地方都特別節省的人。1993年春，父母因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在民工潮的衝擊下，隨同幾個村民到雲南打工。那一天早上，我如同往常一樣上學、放學，回到家中，發現父母不在，便到處喊：「爸爸！媽媽！」親人們呆住了，爺爺吸著煙走了過來：「早上就走了，出去打工了。」

　　那年我10歲，父母是一聲不響就走的，事先我一點也不知情。這突如其來的變動，使我非常擔心，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與父母再相守？爺爺說：「以後你跟大伯，你爸爸媽媽都已經交代好了。你在家裏要聽話，好好讀書，他們出去為你掙學費，讓你上初中，上高中，考大學。」我靜靜地站在那裏，垂著頭，皺著眉，又突然從家門面前的壩子裏跑了出去，順著山坡一路往下跑，我想跑到鎮上，再跑到長江碼頭，我甚至固執地認為他們會誤船、會回頭，說不定我們還能再見最後一面。

　　然而，我被親人們喝住了：「你這個娃兒，咋個恁個強？跟著大伯不好嗎？」我又垂著頭，在大伯家喝下第一口菜稀飯。大伯「呼呼」幾口，拿上擦汗帕：「銀波，活路多，我走了。以後這裏就是你的家，床、被、枕頭，你媽媽都拿給我了。吃完飯，早點去學校。」那是我流著眼淚吃的第一頓飯。我試著想像父母就在桌旁，想到他們曾經無數次因為農活、因為缺錢而矛盾大起，想到他們如此痛下決心地彌補這個一蹶不振的家庭，小小的心靈是何等酸楚、悲哀與沉重。

　　那時，大伯家有一子一女。女兒楊修會讀到小學四年級就輟學了，待在家裏做農活，兒子楊豐友還在上幼兒班。楊豐友與我雖非親兄弟，卻勝過親兄弟。有一天，楊豐友問我：「我媽媽說，是讀書辛苦，還是幹農活辛苦？我不曉得。」我說：「幹農活辛苦。」楊豐友接著說：「媽媽說，讀書辛苦，她說你們家兩個人幹活，一個人讀書，肯定是讀書辛苦。」我知道這背後的含義，所以也時常幫幫他們家的農活，割麥子、打麥子、背麥子，割稻穀、打稻穀、背稻穀，平時打割豬草，燒火煮飯，挑水抬擔。

　　我沒少讓大伯操心，現在能夠記起來的是這樣兩件事。

　　1、兩次七日不歸

　　我從小耿直仗義，但挺「淘」，滾鐵環、滾玻璃珠、打豆腐乾、打水槍、打彈弓、打樸克、扇煙花、踢毽子、看錄像、打乒乓、摘桑果、捉蟬蟲、燒糊豆罐筒、跳江游泳等，幾乎所有同齡人玩過的，我似乎都處於中上游水平，且有「楊瘋子」、「楊二疲」的綽號，實在是瘋玩不已，卻又拖拉疲沓。一次放長假，我跑到同學劉平家（新岸山村5組，我住在新岸山村11組），七日之內都在滾玻璃珠論輸贏，且發誓不贏100顆玻璃珠誓不回還，那次大伯四處找人，也沒找到。回到家時，大伯沒罵我，只是說：「下次別玩這麼久了。反正我是打不得你的，不然你爸爸媽媽將來回來時要找我算帳。」

　　怎料，國慶節又到，我又跑到同學羅慶明家（新岸山村12組），滾了整整七天的玻璃珠。他們這次沒有找我了，用大伯後來的話說：「人看從小，馬看蹄爪，你自己看著辦吧。」這話一出，立即引起我的高度警覺，以後再也沒有如此長時間不歸家的紀錄。以後的事，頂多就是回到家中拿起一個生紅薯，跑到新岸山村7組去看錄像（《新白娘子傳奇》），徹夜未歸。還有一次就是我的老師武德瓊的父親去世，我們全班人前去祭悼。那天晚上天氣很冷，我們把村民的穀草粑給燒了，用來烤火，也是徹夜未歸。我回想起這些事，彷彿又回到童年，那種放任不羈、天真爛漫的性情，好似生長在骨髓中，從來就沒有丟失過。

　　2、長期撿破爛

　　那時我身上沒有任何零花錢，即使是想買枝圓珠筆，也須從大伯處拿錢。有一次開學了，大伯拿不出50元的學費，只好對我說：「銀波，你爸爸媽媽沒有寄錢回來，你這學還能上嗎？」我跟爺爺講明情況，爺爺反而痛罵大伯：「娃兒上學是大事，你上回賣魚不是有錢嗎？」大伯矢口否認。無奈之下，爺爺拍著胸脯說：「銀波，我領你去！」來到學校，爺爺向校長肖體芝講明情況，大意是這孩子成績相當好，能不能免去學費？學校也有難處，只能說：「兩個月之內交上吧，不要著急，先去領新課本。」我們那時的課本，是同學自告奮勇到漲谷中心學校去領的，每個男同學都背著背兜，要走六里路的山坡。那種大汗淋淋的體驗，如今仍是記憶猶新。

　　這種刻苦銘心的艱難，使我想到要在課餘時間掙幾個錢。除了用手摳泥鰍、黃鱔，或者用蝦網、撮箕、煤油竹耙來抓泥鰍、黃鱔之外，就是去撿破爛了。最初是在附近的竹林裏撿，如薄膜、膠鞋、涼鞋、農藥瓶、廢鐵、電線等，凡是能賣錢的，都去撿。周圍的鄰居最初以為我是在鬧著玩，總是取笑我，但看著我連續撿了半個多月，大家覺得這孩子挺可憐，就把不要的廢品拿給我。這半個月，我總共賣了18塊錢。剛拿到錢，心裏別提有多高興了，乾脆把以前的舊課本、舊作業本、舊卷紙甚至靠「打豆腐乾」遊戲贏來的紙，都統統拿到鎮上去賣，光是一個來回就要兩個鐘頭，不過還是賣了八塊錢。這26塊錢，使我穿上了在大伯家的第一雙新鞋。

　　後來撿破爛成了一種習慣，我就從村裏跑到鎮上的垃圾堆去撿，還同時帶上了弟弟楊豐友。我們撿了皮帶、拉罐瓶，還撿到一個用來舀糞的「打眼兒」（舀糞農具），因為撿的東西太多，連噴農藥的噴霧器都拿不走了。結果，貨還沒賣，就被大伯在路上堵住了。弟弟被痛打一頓，我被狠狠批評：「又不是不拿飯給你吃，你這樣做別人怎麼看我？而且還把你弟弟都帶上了，你這個哥哥是怎麼當的？」從此以後，我都是偷偷撿破爛，極力避開大伯的那雙眼睛。這段歷史，使得長大成人的我在採訪現在那些以撿破爛為生的人的時候，非常、非常的感同身受。如果不是因為這種貧窮和戰勝貧窮的毅力，我想一般人是放不下自尊去做那種事情的。【待續】 　　

                         楊銀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