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前後中共破壞抗日之分析（二）

究其原因，首先是各省軍閥不願受中央節制，更重要的還是他們的抗上反蔣情緒被日本人和中共誘惑、利用的結果。日本人是為了製造，便於其侵略；而中共是為了反叛奪權，又有蘇聯多年的慫恿和支持，代表著蘇聯的利益，他們已經滲透到全國各省政府部門、各部委、各階層，更不用說各省軍閥周圍了。所以，實際上軍閥割據狀態並未消除。不用說軍隊不能統一調度、令行禁止，就是財政稅收也還有些在軍閥手中。尤其是中共在全國各地策動的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部隊的嘩變、倒戈此起彼伏。加上共軍在後方的軍事攻擊，掠地應接不暇，動亂不止。政府的一切政治、經濟措施無法正常運作。此外，為了抵禦強敵，當時的國軍武器彈藥匱乏，也急需籌措和現代化：因為當時的國軍還不得不用古代的大刀與日本的坦克、機槍拚殺。

如此大量棘手的問題亟待政府解決。作為政府首腦，即使當時不是蔣介石，恐怕也必須把治理內政擺在第一位。所以才有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顯然，「先安內」並非只是對付共產黨，而是要解決上述一切問題。以後的歷史事實證明：大部分待解決的棘手的問題都與中國共產黨有關。在當時，蔣介石是唯一能團結政界各黨派又能震撼各省、各系軍閥、使之聽命並被領導的軍政領袖，也是能領導全國人民堅決抗戰的統帥。所以，反蔣、倒蔣和分裂中央政府及策動「自治」等都是敵人運用的反抗戰的手段。

日本不僅策劃了為滿洲國，還曾大規模的策劃了所謂「華北自治」以及察哈爾省的蒙古族自治，並利用閻錫山的反蔣情緒，妄圖使其脫離國民政府，但未得逞；也曾插手西南中央政府的活動。敵人非常清楚：蔣領導的國民政府是真正抵抗日本侵略的核心。曾親自參與「華北自治」活動的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曾在其對日本記者散發的《對華之基礎觀念》的宣傳冊中強調：只要蔣介石及其集團統治中國，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既使日本採取公平，合理的政策也不會存有對日友好的政策的希望。因此，日本帝國應當獨立的，不理他們的虛與委蛇，在兩國之間建立一個共存共榮的樂園，以採納日本的對華政策，這個樂園將逐漸擴張，直至迫使中國必須改變對日態度，否則，蔣及其集團將不可能被允許存在。

蘇聯就更清楚：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堅決反對蘇聯繼續佔領沙俄時代侵佔的中國領土和蘇軍侵佔我國的外蒙並要從蘇聯手中收回中東鐵路的主權。所以，在918事變前，當他還未收到德國的壓力時，就全力指使和控制中共打倒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

而到了1936年，他感到了德國的壓力需要中國的軍隊牽制日軍時，既使中共策劃了西安事變抓到了蔣介石要殺掉蔣時，它又要中共放掉蔣去領導抗日。

就連一貫說謊的毛澤東也曾在他發表的《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中說「新環境中，敵人的方針必然集中於反蔣反共，建立全國性的漢奸政府，具備推翻蔣委員長，推翻國民政府，破壞國共合作與全國團結。針對敵人的這種方針，全民族的第二任務在於號召全國全體一致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毛的這篇文章是1938年10月10日在中共的6中全會上發表，全文共8部分，而在《毛澤東選集》中只收錄了該文的第7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而將這部分隱去了）。

毛的這篇文章是在國共第二次合作時發表的，但是蘇共指使中共要同國民黨合作，此時毛顯然在實際行動上不抗日，但還是不得不說些實話。這就是「企圖推翻蔣委員長，推翻國民政府」的所建立的「全國性的政府」是「漢奸政府」。

918事變前後，反蔣、倒蔣最倡狂的恰恰是中共，他們並不諱言，所有的決議及檔和宣言中大肆宣揚。原因是他們抓住了全國人民對日本的仇恨情緒，然後又抓住國府在準備抗日和整頓內部以及對日虛與委蛇的一些具體措施進行扭曲、甚至造謠。

但這一切都是在「抗日」的招牌下進行，才能煽惑起人們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反對聲浪。而中共軍就趁機大肆發展壯大。

請看幾段中共史書的記載：「到1930年初，南中國幾個大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已有幾萬、十幾萬、幾十萬農民群眾團結在中共周圍」；「到1930年3月，紅軍已由第一軍至第十三軍，共13個軍，6萬2千720人，2萬八千9百槍，建立了湘贛，贛南，閩西，湘鄂贛，閩浙贛，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等大小15個農村根據地。黨所領導的革命遊擊戰爭擴展到了12個省幾百個縣」。

在中央政府軍與1930年北上征討軍閥閻錫山、馮玉祥的叛亂時，中共趁國府「後方頓時空虛起來，這給革命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時機」。於6月11日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於一省或幾省》的決議，8月3日，政治局繼續舉行會議。……會上決定在發動武漢暴動南京暴動與上海總罷工的同時，要調集紅一、二、三、四、五、六等軍分路向武漢推進，要求南方及在廣州組織暴動。……8月6日中央總行動委員會成立」。

接著，中共中央下達了一系列的訓令。例如，1931年2月《中央給中國紅軍及黨部令》指出「各黨部的中心任務之一，就是擴大全國的農民武裝鬥爭，特別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福建等省」。「必須最高限度的加強在國民黨軍隊的革命工作。其目的在於組織士兵暴動和吸引他們到革命方面來」。

到1931年918事變前夕，中共於6月在「中央給紅軍黨部及各地方黨部的訓令」指出 :「中國反動統治的政治、經濟危機的繼續增長造成革命危機的先決條件日漸成熟，直接革命形勢在湘鄂贛這幾個重要區域正在逐漸生長著，成熟著。首先就是江西省革命戰爭消滅反革命的軍閥戰爭，建立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力爭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幾省的勝利，實現湘鄂贛3省打成一片的蘇區，已成當前的緊急任務。」並強調「建立蘇區周圍的白色區域的群眾工作：首先是武漢，長沙，南昌，九江，岳州，南巡路，武吾路，京漢路等，要成為蘇區與非蘇區黨部目前的中心任務。」另外，中共還作了關於漢地運動的專門決議「號召和組織群眾的反帝罷工，罷課，罷操，罷耕，罷業與示威。」

中共按這些指示、決議、訓令倡狂進行反中央政府的工作，特別是在煽動群眾和策反原軍閥官兵的兵運工作方面，對促使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分裂有極大影響。918事變之前中國的政局正是大敵當前卻後院起火。國家的統一與內部安定和團結是抗日禦侮的首要條件。為了使黨和國府內部首先團結起來，蔣介石接受了西南粵桂中央執委會、政務委員會和北方軍閥馮玉祥共同要蔣下野的要求，毅然在918之後的12月15日辭去國府主席、行政院長與全國海陸空軍司令的職務離開南京。也就是說在918事件之後一段時間中國軍隊竟沒有了軍事統帥。而中共對此消弱國家民族抗日力量之狀況負有極大罪責。

蔣去職後，選出了林森為國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然而，新政府首腦根本無法應付內外交圍的危局。軍政部長何應欽和行政院長孫科只得力請蔣介石複出，蔣介石乃於離南京後的一個月後，於1932年1月21日重返南京協助政府，卻是無職之身。直到128事變爆發，蔣介石才被推舉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主持軍事。

918與128事變之後

1931

接著日軍海軍陸戰隊於

此時蔣介石發出指示：立即將精銳的中央精銳部隊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