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 是這樣被扭曲的

70

父親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歷史學者，本應博覽古今，著書立說，可是全體研究人員被發配到河南的偏僻農村種地去了，叫做「四清」。每日田間早出晚歸，集體吃住，他一個男人是不可能帶個小女孩的。

母親就更慘了。姥爺是醫生，四九年前兵慌馬亂之時，在國民黨軍隊當過醫生，後來給共產黨軍隊抓了去，又在共產黨軍隊當過醫生。

姥爺是天主教徒，不管在哪當醫生，他給人治病而已。可是共產黨就只提他給國民黨軍隊出了力，因此算歷史反革命，再不提他給共產黨軍隊當過醫生這碼事了，共產黨倒是記得清清楚楚姥爺是天主教徒，又罪加了一等。

母親當然受牽聯，大學畢業就被發配到遠在寸草不生的鹽鹼地的化工廠去了，終年沒有新鮮蔬菜，住的是集體宿舍，就是一排房子，男女各佔一半──公用洗滌房、衛生間、無廚房。

這樣的條件使父母決定把我留在北京的姥姥家上小學。

剛上小學的我就飽受了姥爺的牽聯。說來文革的黑五類子女受批判已經習以為常，可我是隔了一輩的人，又是剛上小學的孩子，家人誰也沒想到我會受什麼牽聯，但事情絕沒這麼簡單。

首先全班同學都可以加入紅小兵，我唯獨不可以加入。說實在的，對這個紅小兵是個什麼東西，小孩子根本不知道，只被灌輸成它是個至高無上的榮譽。這個榮譽全班同學都可以擁有，而我是個異類，不配擁有；這對一個不到十歲的孩子，足以造成心理障礙，我就拚命想弄明白姥爺到底是什麼罪。

當時被告知國民黨是敵人，共產黨是恩人。姥爺給國民黨當過醫生，所以有罪，可是姥爺給共產黨當過醫生就該算有功了吧；不算有功，算功過相抵，怎麼也應該相安無事吧。不行，姥爺給共產黨當過醫生這一段再也沒人提了，這種不講道理的無賴邏輯，對一個孩子的心理造成的傷害是可怕的。

事情還遠沒有結束。那時中國人的思維都被「運動」成了非正常狀態，這當然禍及到孩子們。

記得那時只要有兩個淘氣的男孩動手打架，當然必有一個被另一個打敗。這個被打敗的男孩就會從外面的操場跑回教室，抓住正在做作業的我打一頓。一邊打，一邊罵：「我打你個反革命。我讓你欺負貧下中農。」

如果我是個成年人，或者我可以理智地分析問題，可我當時是個孩子，當時的我是怎麼也不能理解，他們二人打架，與此事毫無相干的我為什麼要挨打，而且不管他二人誰打誰吃了虧，最後挨打的一定是我，這是為什麼？這是個什麼世界？

後來到了小學的高年級，男孩子的出手也重了。有一次一個男孩又從外面跑進來，他滿頭大汗，渾身是土，臉上的傷和紅腫的眼睛讓人立刻會想到他和人打架挨了揍，而滿腹的委屈與憤怒終於有地方發洩，那就是他從外面跑進教室來打我。他那份仇恨的樣子直到現在還在我的眼前，我記得清清楚楚。

他手不知怎麼還拿了一根近一米長的竹棍，他就用這根竹棍戳我的胸部。十一，二歲女孩的胸部剛剛開始發育，那種痛幾乎可以讓人窒息，但是心裏的痛遠大於身體。當時的感覺如果說是仇恨還不如說是對這個世界的絕望。

可悲的是，我就在當時還在想：

後來父親從農村回來了，我也長大了些，就回到父親身邊上學。

新到一個學校，沒有一個認識的孩子。新老師不喜歡我，直接說我世故，一點也不天真，不像個這麼大的孩子。我什麼也不想說。天哪！你讓我還怎麼天真爛漫？還怎麼像孩子一樣開心的笑一次？我習慣了別人的臉色，連這位女教師不問原由的歧視也不覺奇怪，由她去吧。

如今我看著無憂無慮在自由國度生活的女兒，與當時的我差不多大。她真是一副天真爛漫的可愛樣子，笑起來紅紅的小臉上滿是開心，我和先生都覺得她這麼個寶寶樣子總也長不大似的。而我這麼大時，不僅是忍了所受的委屈，小小年紀還懂得把所受的委屈全部埋在心裏。因為心裏明白年邁的外公外婆即使知道我的委屈，也只能徒添悲傷，遠在外地的父母又能做什麼，我竟然還會給他們寫信說我一切都好。

都過來了，都明白了。我不恨那些打我的男孩，他們也是被扭曲的，學校、老師都是被扭曲得成了變態，這荒唐的一切就原於共產邪黨。

幾天前給老爸老媽打電話，老媽還說起，國家把法輪功打成了邪教。共產邪黨真是改不了從起家就開始的暴力──「打」。

且慢說法輪功在國外是受歡迎的，人家信的是真善忍、練的是強身健體的功。你聽聽真善忍要都是邪的，那還有什麼是正的嗎？

三十多年前，還是孩子的我在那個不講理的地方還在認為那地方應該有個理呢。三十年了，我知道只要是共產邪黨統治，我愛的那個美麗的國家是沒有理可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