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新香港】林兆彬｜ 從1989年「光新路事件」看朱鎔基

1989年，上海雖然沒有迎來軍隊進城，但在「光新路事件」中，時任上海市長朱鎔基的處理方式，至今仍是研究朱的重要切入點。我們必須看透「上海沒有開槍」的溫和假象，直視那場極速而殘酷的司法審判。

1989年6月，北京戒嚴消息傳到上海，群情激憤。為了阻止軍隊可能進城，上海市民在各處設置路障，鐵路交通亦成為抗議的中心。6月5日清晨，已有抗議者在鐵軌坐軌攔車，導致多班列車停駛。

真正釀成慘禍的是6月6日晚間。當時，一輛從北京抵達上海的161次列車駛近光新路道口。當時鐵軌附近聚集了大量看熱鬧的群眾與示威者。由於列車慣性巨大，儘管司機發現險情後採取緊急煞車，列車仍衝出一百多米才停下，當場將來不及躲避的12人捲入車底或撞倒，慘重傷亡。

這宗意外瞬間點燃了群眾的憤怒。圍觀者開始毆打火車司機，並縱火焚燒列車郵政車廂。根據事後統計，這場騷亂導致9節火車車廂、6部警用電單車被焚燬，900多袋郵件化為灰燼，滬寧、滬杭鐵路更因此中斷40多小時。

朱鎔基已向鄧小平立下「軍令狀」，保證有信心不用軍隊、不用軍管或戒嚴就能解決上海問題。如果這場騷亂無法平息，甚至引發連鎖反應，他極可能被中央指責為「制止動亂不力」，步趙紫陽後塵成為政治替罪羊。

於是，朱鎔基採取了雷厲風行的「文武」雙管齊下策略。在「文」的方面，他在電視講話中避開「反革命」等政治大帽子，將上海的混亂定性為威脅市民利益的「胡作非為」，成功爭取到普通市民的支持。在「武」的方面，他調集上千名幹警前往光新路，以催淚彈和警棍強行驅散人群，當場逮捕了11名涉嫌縱火的人員。

朱鎔基的高明之處在於，他要求新聞報道將此事件定基調為「刑事犯罪」，而非「政治動亂」。這種「去政治化」的處理，既緩解了與學生及廣大市民的對立情緒，又為接下來施展嚴酷的法律打擊預留了空間。

光新路事件最令人側目的，是其後司法審判的速度與程序。按照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死刑案件必須經過偵查、預審、起訴、開庭審理、判決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等一系列複雜程序。法律明確規定，起訴書副本必須在開庭前7天送達被告人，而且被告人享有10天的上訴權。

然而，在朱鎔基「依法從重、從嚴、從快予以懲處」的指示下，上海司法機關創造了驚人的「效率」。從6月7日抓獲被告人，到6月15日宣判死刑，全部過程僅用了8天。上海甚至單方面將被告人的上訴期限從法定10天縮短為3天。上海在6月21日就槍決了3名縱火者徐國明、嚴雪榮與卞漢武。在最短時間內砍下幾顆人頭，起到「殺一儆百」的威懾作用，以此換取上海局勢的迅速平定。

在槍斃了3名縱火者後，朱宣布：凡因焚燒列車而導致的私人財產損失（如郵包），政府將給予經濟補償。這一舉動迅速在百姓心中塑造了公正形象，沖淡了民眾對死刑犯的同情。

朱鎔基的鎮壓手法比北京更為高明，他利用了法律作為工具，而非僅僅依靠軍隊，雖然其本質在程序上是殘酷的，但在觀感上卻被包裝成了「恢復社會秩序」的正義之舉。他成功地向鄧小平證明了自己具備「搞定複雜局面」的能力，這也為他日後入主中南海奠定了基礎。

然而，這宗事件也暴露了朱的兩面性：一方面是務實、開明、拒絕動武的現代政客面貌；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政治穩定不惜踐踏法治程序、相信「重典治亂」的鐵腕威權。

今日回看光新路事件，我們不應僅僅記得上海那場「沒有軍隊的平亂」，更應反思那3顆在8天內被倉促取走的人頭，以及這種以犧牲法律程序換取的「穩定」，對後來中國法治發展所留下的深遠影響。朱鎔基真的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嗎？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