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開中國近現代史的畫卷，我才明白為何黎智英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會被判囚20年，多於戴耀廷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戴被指是初選「首要分子」，量刑起點為12至15年，扣減刑期後，被判囚10年 。因為中共深知，中國的百年命運從來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外國勢力。

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其早期的壯大都深深烙印著「蘇聯基因」。孫中山在經歷多次西方求援無果後，提出了「聯俄容共」，引進蘇聯的資金、武器和列寧式的政黨組織模式，這才有了後來的黃埔軍校與北伐。而中共更是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一手孵化的產物。

然而，蘇聯對中國的介入，從來不是出於無私的國際主義，而是為了在東方建立緩衝區，牽制帝國主義。在莫斯科的眼中，中國的政治力量只是棋盤上的棋子。歷史的弔詭在於，蘇聯老大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根本瞧不起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路線。

莫斯科的理論家們迷信正統的馬列主義，認為革命必須依賴城市工人。他們將王明這些毫無實戰經驗的人空投到中共高層，甚至派來連中文都不懂的德國顧問李德掌握紅軍指揮權。這種盲目聽命於外國勢力的教條主義，直接導致了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的慘敗的生靈塗炭。

時間推移至1940年代，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人民短暫地看到了和平建國的曙光。此時，美國的態度成為了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變數。

當時的中共，為了打破國民黨的政治壟斷並爭取美國支援，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大量熱烈歌頌美國民主制度的文章。毛澤東在延安甚至向美國外交官明確表示，中國戰後的出路在於實行「美式民主」。這種姿態，無論是出於戰略欺騙還是早期的政治實用主義，都成功迷惑了部份美國決策者。

二戰後的美國，戰略重心在於遏制蘇聯，急需一個統一、親美的中國。美國特使馬歇爾帶著天真的政治幻想來到中國，試圖以西方的議會民主模式，強行將勢如水火的國共兩黨拉入「聯合政府」。

1946年，國軍在東北戰場將林彪部隊打得節節敗退。馬歇爾為了逼迫蔣介石回到談判桌，以斷絕美援為威脅，強加了致命的「六月停戰令」。這給了中共軍隊寶貴的喘息與重組時機，徹底扭轉了東北戰局。

1948年美國總統大選，蔣介石政府因對民主黨時任總統杜魯門的對華武器禁運極度不滿，將籌碼全數押在共和黨候選人杜威身上。結果杜魯門爆冷連任。不滿蔣介石政府貪污腐敗的杜魯門隨後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徹底中斷對蔣介石的實質援助。

美國在關鍵時刻的掣肘與最終的袖手旁觀，客觀上成為了壓垮國民黨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中國的命運，就這樣徹底滑向了另一個軌道。1949年後，中共奪取政權，毛澤東宣布外交上「一邊倒」投向蘇聯。這一決定，將中國人民牢牢綁在了冷戰的蘇聯戰車上。

為了向史達林交出「投名狀」，中國捲入了韓戰，與曾經可能成為朋友的美國兵戎相見。這場戰爭雖然為中共立了威，但代價是中國遭到了西方世界長達二十多年的嚴厲經濟封鎖。

中蘇的「蜜月期」因國家利益衝突迅速破裂。1960年代，兩國從意識形態論戰升級為邊境流血衝突，包括珍寶島事件。蘇聯甚至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並一度企圖打擊中國的核設施。

改變億萬中國人經濟命運的，恰恰是被中共長期視為「頭號帝國主義」的美國。面對蘇聯的巨大威脅，毛澤東展現了極致的實用主義，向美國伸出了橄欖枝。美國出於「聯華制蘇」的全球戰略，尼克遜於1972年歷史性訪華。中美破冰，不僅化解了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更為日後的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

1979年中美建交，鄧小平隨即訪美。為了徹底取信於美國及西方陣營，中國甚至發動了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以實際行動與蘇聯陣營決裂。隨之而來的，是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對中國敞開了大門。外資、技術、管理經驗源源不斷地湧入，美國甚至在後來力排眾議，將中國拉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過去四十多年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人民能夠告別票證時代、吃飽穿暖並走向世界，最關鍵的外部條件便是這段中美合作的蜜月期。中國人民的命運，因為這一次倒向美國，獲得了百年來罕見的和平與繁榮。

回望這一百年，中國人民的命運軌跡清晰可見。當中國與蘇聯/俄羅斯深度捆綁時，往往伴隨著內部的動盪、封閉與巨大的生存危機；而當中國向美國敞開大門、融入世界主流秩序時，往往迎來經濟的發展與民生的改善。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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