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警察曝光更多中共滲透內幕

繼轟動丹麥全國的「警察違憲案」後，日前更多警察向公眾發聲，使得更多中共滲透丹麥的內幕曝光。

2018年9月19日，丹麥廣播電視台DR的P1頻道報道，他們新得到了一份操作指令文件，文件描述了哥本哈根警方將如何對待2004年中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訪問丹麥期間的抗議者。這是之前沒有披露過的信息。

該電台節目記者與幾位未曾公開披露姓名的相關警察進行了交談。警察表示，根據指示，在中共官員訪問期間，抗議者應被儘量遮擋起來、不被看到。

「我們從上級那裏得知，儘量讓抗議者離我們的到訪客人遠一點，因為他們不喜歡抗議者，並且（抗議者和中共）對事情的看法不同。抗議者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被打壓得很厲害。」 Gunnar Sallov說。他是哥本哈根警察局在2004年吳邦國訪問期間的相關具體行動的負責人之一。

這更多的是關於可見度而非安全性的問題，他的同事Allan Christensen確認道。他在當時的行動中負責無線服務。

雖然，行動指令並非非常清楚地提到，潛在的抗議者來自法輪功。「但它很容易被詮釋成這樣。」當時負責無線服務的Allan Christensen說。

Allan Christensen特別注意到這裏有一條獨立的信息：

「中國（中共）大使館宣佈，⋯⋯來自丹麥、瑞典、挪威和德國的（部份）法輪功學員約100人將分別計劃通過以下方式『擾亂』人大委員長在丹麥的訪問：

– 2004年5月31日在市政廳廣場，（舉行抗議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活動）；

– 2004年6月1日，在議會大廈克里斯欣堡廣場抗議，將邀請多位議員發言支持法輪功。」

之後，行動委員會的指令寫得更清楚一些：

「成立民事拘捕小組，一些組員必須穿著制服，跟隨任何形式的抗議活動，例如法輪功……」

不過，大紀元記者了解到，丹麥法輪功學員在吳邦國到訪期間，並沒有舉行任何抗議活動。

這份警察行動指令並非特例。

2011年、2012年及2013年中共官方訪問期間，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發生了警察干涉及阻止抗議民眾的合法權益，促使丹麥司法部立案、啟動司法調查（此案被稱為「警察違憲案」或「西藏案」）等一系列事件。這份最新曝光的警察指令是中共企圖插手丹麥民主社會內政的又一證據。

「警察違憲案」法輪功學員獲賠警察道歉

2011年10月，中共前外交部長楊潔篪訪問丹麥之前，丹麥安全局（PET）警告丹麥警方，不要太早公佈中共高官訪問的消息，以使抗議者不能及時聚集。楊潔篪訪問時，法輪功學員與支持西藏民眾的抗議活動被安排在離外交部很遠的街對面，而楊潔篪車隊根本不會經過那裏。

楊潔篪訪問期間，丹麥外交部與中共代表團曾舉辦聯合新聞發佈會。新聞發佈會講台上放著眾多媒體的錄音話筒，其中包括「新唐人電視台」的台標。結果，中共代表團非常慌亂，楊潔篪只丟下一句話便匆匆退場，剩下丹麥外長獨自一人回答記者提問，場面極其尷尬。此事件引發丹麥媒體和社會的強烈關注。

2012年6月，中共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到訪丹麥。當時在中共使館的壓力和威脅下，哥本哈根警方開出四輛警車，遮擋包括法輪功學員、支持西藏團體以及中國民運組織在內的抗議民眾。

2013年中共前政協主席俞正聲到訪丹麥時，一些法輪功學員前來表達「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的訴求，其中有2名法輪功學員僅僅因為身著中共官方害怕看到的黃色T恤衫，而被丹麥警車帶離現場。

事件發生後，2名法輪功學員和6名西藏支持者將警方違憲行為告上法庭。此案被稱為「警察違憲案」，又稱「西藏案」。

法輪功，是以「真、善、忍」為原則的佛家修煉功法，包括五套簡單易學的功法動作。1999年，中共時任黨魁江澤民以法輪功太受群眾歡迎、修煉人數多於共產黨員等為理由，下令全面鎮壓。這場迫害持續19年至今，波及大陸億萬法輪功學員及其親友。

針對「警察違憲案」，2015年10月，丹麥司法部專門建立了具有獨立司法權的調查委員會，以調查警察阻撓抗議者的行為是否違反丹麥憲法。

2017年12月，丹麥司法部調查委員會判決：哥本哈根警方違反《憲法》。

2018年4月18日，丹麥警方發佈新聞公告，表示接受調查委員會裁決，正式承認他們對抗議民眾犯下了嚴重錯誤，宣佈對提起訴訟的八名當事人給予每人2萬丹麥克朗的經濟賠償。

隨後，丹麥司法大臣Soren Pape Poulsen在議會司法委員會的提議下，決定對當時參加抗議的所有民眾給予同樣數額的經濟賠償。

哥本哈根警察局估計，有權獲得理賠的抗議民眾可能高達200人，每人可獲2萬丹麥克朗（相當於三千一百多美元或兩千六百多歐元），其中約有50人是法輪功學員。

在國際社會，此案創下國家級司法部門向遭受不公待遇的法輪功學員予以經濟賠償的首例。

中共借經濟訂單向丹麥施壓

調查委員會公佈判決的同時，還公佈了一份長達兩千多頁的調查報告。值得注意的是，整個報告中有三分之二的證據都與法輪功有關。原因是，自中共1999年殘酷迫害法輪功以來，各國中使館在中共官員訪問期間，都把中共代表團要避免看到法輪功學員呼籲停止迫害的和平抗議作為重點，而向訪問國施壓，並把此作為主人方面接待是否周到、訪問是否成功、中共是否給予經濟合同與訂單的最主要考慮標準。

發生在丹麥的警方違憲事件，同樣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調查報告披露了中使館向丹麥政府施壓的詳細過程：中共使館在與丹麥外交部的多次會談中反覆強調，帶著大批經濟訂單的中共代表團的國事訪問成功與否，就是以中共代表團及其首腦看不到抗議人群、保住面子為前提的。

2012年，中共和丹麥簽署了價值180億丹麥克朗的雙邊貿易協議。

據丹麥《貝林報》（Berlingske）報道，自從2012年以來，丹麥對中國的出口增加了一倍。

哥本哈根大學的法學教授Jens Elo Rytter對丹麥電台記者表示，如果「警察違憲案」的指令是因為經濟利益上的考慮，後果會很嚴重。「如果最後顯示這是仔細斟酌後，為了保證我們與中共保持良好關係，而採用這樣一種寧願犧牲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方式，那麼這個案子帶來的後果會非常嚴重——不僅僅對於參與此案的人，也包括我們對於我們的社會是如何運作的這個問題的整個看法。」

雖然歷經兩年多的調查，但是，「警察違憲案」中向警方發出具體命令的責任人仍然被刻意掩蓋了起來，而兩位具體執行命令的警官被推出，做了整個案件的替罪羊。因此，此案引發整個丹麥社會的強烈反彈和質疑。在丹麥國會多數議員的同意下，丹麥司法部於今年6月決定，重啟已經結案的調查工作，重組調查委員會，擴大對「違憲案」的調查範圍。

日前，越來越多感到在調查中受到不公對待、而在中共官方代表團訪問丹麥期間具體執行命令的哥本哈根警察站出來披露細節。他們說，丹麥警方違憲攔阻抗議者的做法由來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