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核難，十年之內--一個反核前行者的回顧與前瞻

【大紀元記者鄺承好香港報道】還有3個多星期，日本福島核災就快一年了。隨著核災後而出現的種種生態，經濟和政治的現實，令日本國民支持廢核人口一度達百分之四十。這是值得國際社會重視的警示。

溫故更知新，記者尋找香港反對核電的過去，一路走來，充滿歷歷可考的思量；更值得關注的是，3月初本地將有多項反核活動，正是在「一切回復正常」的氛圍間，揭示這個任何公民社會均必須正視的國際危情。

馮智活牧師是當年反對大亞灣核電廠聯席的主要成員。他覺得核能問題是根本性的，其本質上沒有改變過，他迄今仍然關注。對他認為已是「夕陽工業」的核能發電，他驚訝中共政權仍然熱中於其發展。而其封閉的資訊體制，更是叫社會難以監察。

「我當年還是立法會議員的身份時，在立法會才能比較有力地要求大亞灣核電廠的資料；如果是民間團體，就更不會啋你。」馮說。然而立法會剛就出現議員不滿中電的閉門會議的事件。

因為重返教會工作，馮自言沒有再致力跟進民間社會的反核力量，更無印象好些當年反核的民間團體，早已在立場上被宏觀調控至維持不擴張的共識。他強調，無論有沒有如切爾諾貝爾或福島的核災，自己由始至終都反對核能；只是不出現嚴重事故，民眾總是無從知道問題的災難性。他又指出，民間團體一定要與能源工業保持距離，如果一旦接受它們的資助，就遭殃了；一定再難畫清界線，受到影響。

馮智活自白：「直到今時今日，我的立場始終是無核零使用的，只能容忍醫學上的小規模科研。」他又交代自己反核的參與歷史：「86年我在切爾諾貝爾事件之後，就公開活躍地進行反核活動。之前其實已在搞，但很蚊型。我參與的組織就是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Hong Kong）。當時我們和長春社和一個反核聯盟組織，在84年已在搞反核活動，之後就發生蘇聯的核災。我自己覺得一個大型的社會運動，在香港，是不可以持續太久的。出現得愈快，散落得也愈快。大家都失望見到大亞灣還是建成的。而當時又出現88直選的爭取，精力就都轉移過去。」

然而，馮智活覺得當年在議會裏也不是完全沒有作為，每每有相關的議程，中電和政府的代表都必然出席，是發揮得到監察的作用的。但95年之後就再沒有人去把持這個核電的議題。據他當年與中電交手的印象，他斷言地說：「到了今天，對中電來說，營運是純商業的一件事，就是為了經濟利益。面對有反對聲音，他又會出來救救火，和緩一下；沒有運動他又會置之不理。它當然要照顧自己的公共形象。稍早前爆出一些意外，它又立刻出來搞一些公關動作。也有找我去見談，但言之無物，純粹公關。」

連帶地，記者提到「良心企業」的問題，馮智活即進入狀態，激昂起來：「我當立法會議員的時期，就在議會提出企業良心的問題，可惜我連民主派的支持也得不到。他們覺得在商言商，搵錢是天經地義的，如有問題，就立法去管理。但我是一個牧師，我當然重視社會的良知，機構的良知；因為機構也是人組成的。」馮又指出，97後是由政府帶頭無良剝削的，由外判制，合約制開始。完全把打工仔作為機器的用，用到盡。沒有良心可言。

「中電又傳加價了。它一直未有停過在資產上增加的努力。能增加資產就增加其利潤，因為它的利潤管制是根據其資產乘以一個百分比去算的。」馮指出。

福島的核災，引起了全球的關注，新的反核浪潮在各國波濤四起；馮智活認為這是一個讓人反省核能的時機，而且他預言像福島的事故，將陸續有來：「只視乎周期和比例，因為全球的核電廠越來越老化，也無法再重新投資在安全建設上，福島就是一個經典的範例。連日本也是如此。總體來說不是運氣的問題，是整個核能本身的現實問題；所以參照已發生的事故，我預期下一個核災一定少於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