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傳統與分離運動對中國社會的現實意義（一）

—王治文先生的啟示

⊙仲維光 

因為法輪功問題被判十六年刑的王治文先生，無論判刑前還是判刑後，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上都沒有任何豪言大話，一如既往地平和地堅持他的信仰和做人。然而，讀他的家書，讀他的精神，卻使我感到，對於中國社會來說，這又是一個堪稱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很多方面給我們如何理解，如何促使中國社會走出黑暗以深刻豐富的啟發。 

一．歷史探索的思想理論問題 

從七十年代初期，徹底反叛了共產黨及其社會以後，我一直專注思考研究共產黨及其社會的文化思想根源究竟是甚麼，為甚麼它能對人類和中國的危害那麼大，迷惑了那麼多的人（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這個探索使我走向了啟蒙思想傳統、科學哲學。到九零年，對共產黨專制的研究和探索使我開始在概念上集中到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在這個研究領域十幾年的探索中，對比聯想不斷使我提出很多問題。在今天這個研討會上，為了更好地理解王治文先生，我提出其中兩個我認為和今天的研討會有關的問題來和大家進行討論。 

在當代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專家中，除了阿倫特，我認為，不能把她歸於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行列外，其他幾位都是當代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法國的阿隆，後來移居到英國的哲學家奧地利哲學家波普，德國社會學家達倫道夫，生在德國，長在美國的弗裡德裡希，布熱津斯基。而幾乎所有的極權主義問題專家都和德語世界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些人提出了很多經典性的研究極權主義的方法，探索了各種典型的極權主義的特徵。 

我在九七年、九八年集中閱讀當代極權主義問題專家達倫道夫的著作的時候，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提出極權主義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是反對一切傳統，第二是反對近代人類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原則。 

追尋達倫道夫的思想，我看到八九年最後戰勝了共產黨專制的東歐社會，在抵制、反抗共產黨的四十年的歷史中，傳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例如波蘭、捷克的教會。他們幾乎成為對抗共產黨的精神領域的最後的堡壘。而最差的東德，在最後時刻，星期一和平大遊行也是從教會啟動的。反觀中國，我這個以前的反傳統主義者，儘管此前已經開始改變了觀點，但是達倫道夫的看法還是使我聯想到了更多的問題。難道中國天生就是一個共產黨國家？既然共產黨思想不是起源於中國，那麼為甚麼沒有看到傳統對於共產黨「反對一切傳統」的抵制？達倫道夫所說的這個特點難道在中國失效？ 

進一步的探究，開始證實了達倫道夫的思想，我當然既看到以陳寅恪為首的一代傳統知識份子對於專制的抵制，也看到了五十年代民間社會對共產黨的對抗。但是，到八十年代以後呢，似乎到處是反傳統，而再也看不到傳統對專制的抵抗了。於是疑問變成，難道這個人類社會最具傳統的中國社會傳統卻真的讓共產黨連根剷除了？ 

就在我疑惑的時候，九九年中國突然爆發了法輪功事件，事件之突然超出我的想像，我自己可說是一直非常關心中國社會的人，而且可以說幾乎和所有的異議人士一樣，拿著放大鏡找共產黨社會的離心現象，但是，在那之前沒有人預料到法輪功出現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深刻後果。 

我雖然沒有在此之前就敏感地注意到法輪功，但是過去二十多年科學哲學認識論基礎的探究和訓練，和當時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使我立即興奮地看到，這就是我所一直搜尋的那個東方傳統，東方精神的復活，那個共產黨為甚麼一定會反對，一定要置之於死地的「傳統」。 

這是今天我要講的，在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索中，從讀書到現實的一個的收穫。 

我要談的第二個問題是最近這半年在研究極權主義是一種基督教的政治化的產物的時候受到的另外一個啟發。 

關於一九八九年為甚麼中國成功地鎮壓了學生運動，在東歐共產黨卻沒有如以前三十年中那樣採取血腥鎮壓，並且最終共產黨集團崩潰的問題，十幾年來在中文世界一直不斷有人在從各方面總結、探索。但是所有的探索還是忽視了一點，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為甚麼敢於鎮壓，而這種鎮壓為甚麼居然導致了用鄧小平的話說的二十年的成功。 

本來對於這個問題的總結其實並不複雜和深奧。早在東歐集團剛一崩潰，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研究專家們就已經有很多明確的看法。九八年由德國德累斯頓大學阿倫特研究所出版的一本文集《共產黨結束後的極權主義理論》（《Totalitarismustheorien nach demEnde des Kommnunismus 》，Achim Siegel Hg.，Koeln， 1998）。在這本書中，克勞斯．馮．伯莫（Klaus von Beyme）在「極權主義─—共產黨統治結束後的理論復興」一文中談到八九年東歐的情況時說， 「共產黨的領導人已經感到到處是破壞份子和悲觀失敗的氣氛。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專家也有類似的相同的對於急劇改變的懼怕。他們過低地估計了過去那些正常的和西方接觸帶來的緩慢的社會民主化的影響。 

這一點可以解釋為甚麼完全可以用軍隊來解決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人，但卻不能用於東歐。」在這篇文章和這本書中的其它一些文章中，還具體分析了七十年代初期以後，東歐共產黨領導人如現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一樣，不得不在教條方面有所讓步鬆動，而開放物質方面的放鬆和墮落，這種開放的結果，有傳統的東歐社會的民眾和異議人士，充份地利用了它推動了分離運動 。這就造成了上文所說的，在東歐到八九年，民間社會已經大多數人已經不再相信共產黨，已經和共產黨離心離德了。 

然而反觀中國，儘管從六六年到七六年的文化革命是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最大的災難，儘管類似文化革命的災難在四九年後，一個接著一個，就從來沒有停止過，然而奇怪的是，七七年後，甚至七六年的四五鎮壓後，產生出來的不是分離運動，而是對共產黨「更大」的希望。 

這種結果導致的當然肯定是，甚至在八九年有人向毛澤東像潑墨，立即被扭送給警察，壓倒性的聲音是對於「好共產黨」的嚮往表白。而就是這一切最終導致共產黨敢於開槍，卻也真的安然有驚無險地度過八九年。 

是和歷史上最為專制黑暗的共產黨離心離德的分離，還是亦步亦趨地美化共產黨，幫助共產黨所謂「改革」，度過每一道險灘，這其實是評價七六年以來，甚至四九年以來的在文化、知識、和政治社會領域中的各種思想追求的一個很重要的準繩。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