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 二十一) ──（2）

城市經濟改革及其帶來的問題中共新政府在城市中最初的改革主要體現在：減少對重工業的投資，加大對輕工業的投資比重。結果是在80年代初，民眾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消費品呈現了購銷兩旺的局面。而在農村實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使中共新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著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進一步改革。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 於1985年全面展開。

改革的重點是運用市場關係模式來對城市工業經濟部門進行改造。改革派認為，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由市場而不是政府通過政治行為決定，將有助於國家經濟的發展。因而他們主張將經濟權力和決策權力下放給企業，即在國家的宏觀指導下，企業的負責人有權按照變化的市場條件來決定生 產計劃、工人工資和產品價格等。

1985年城市經濟改革開始，改革內容包括：企業的自主權擴大，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援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 產；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被遣返，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鼓勵私營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內，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同時為了解決理論上的困境，改革派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

在企業進行改革的同時，城市中重新出現了個體戶。個體戶除了零售業和服務業外，傳統的手工業也得到了恢復。這部份解決了城市就業緊張的問題。但是對企業的改革，並未取得預想的成果。由於允許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一些國營企業倒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而政府並沒有提供相應的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

同時，企業還出現了嚴重的貪污腐敗現象。這引起了工人的強烈不滿。為了緩和矛盾，中共一方面繼續宣揚改革的必要性，並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實行下崗再就業政策。對外開放及其帶來的問題在毛時代，毛的「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使中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份。1979年，中共新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特殊政策。

1980年，在鄧的支持下，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被建為對外經濟特區。在這四個地區，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上海等14個城市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州地區闢為經濟開放區。

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地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到與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中共新政府又將海南單獨設省後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內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後設立對外開放區。

對外開放一方面使大量外資流入，緩和了中國外匯短缺情況，並緩解了部份城市就業狀況。但另一方面，使中國經濟開始納入世界市場，並日益依賴於世界經濟市場的變化，同時官方與非官方的貪污腐敗現象大量增加。中共新政府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使身受毛時代浸染的一部份人產生了牴觸情緒，認為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的競爭是中國政府「主動將中國再度變成殖民地」，還出現了部份沿海省抵制中外合資企業。

而伴隨著對外開放，大量國外資訊不可避免的進入中國，這包括西方的民主和人權思想以及對中共的負面報導。民眾中，出現了對中共的不信任、批評和反對的聲音。

雖然中共新政府大力推進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但在政治上卻並沒有改變其專制的本質，即使在1985年以來胡耀邦和趙紫陽當政時期的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由於政治改革的滯後，不可避免的阻礙了經濟的進一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