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十一）──（3）

作者 心緣
前 奏
一心想再一次發動革命的毛澤東首先在1965年1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服了其他領導人進行一場「文化革命」。被任命來實施這個看起來並無害處的「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的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後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小組成員除了彭真，還有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其中只有康生可以算是毛的支持者。

1965年11月，隸屬毛的所謂文學評論家姚文元在毛的授意下，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吳晗進行了批判。指他不僅歪曲了明史，而且其主題思想就是當前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制的鬥爭焦點。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1966年2月，彭真批評姚文元「把純粹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對待」，因此試圖將其文章所引起的關於《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同年2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

毛對《二月提綱》表示不滿。３月底在上海跟康生談話時多次批評了彭真。於是，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澤東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話，即：「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２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再次讓毛感到不滿意。

在毛的授意下，康生組織了一個起草小組，成員包括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陳亞丁，組長為陳伯達。此時的政治氣氛異常緊張。1966年4月，毛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便見不到彭真了。

1966年5月４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在北京繼續召開。這次會議一直開到２６日才結束。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５月１６日，會議通過了《通知》，從此被稱為《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檔」。

其中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毛親自加上的這樣一段話：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晓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從《五一六通知》通過之日算起──這一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這樣，文化革命開始公開轉變成了政治革命。彭真和其追隨者成為首先被打倒的對象。中共的宣傳部和文化部遭到了全面清洗。

臭名昭著的「中央
文化革命小組」的出台
在《五一六通知》中曾寫道：「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最初名單是陳伯達提名，經過常委批准後，報送毛的。這樣，「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和張春橋。姚文元也因為曾經出色的表現，而成為其成員。

「中央文革小組」進入「全盛時期」時，共有18人。後來隨著「文革」一步步推進，一些成員被打倒，權力也更加集中。最後只剩下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五人。這五人在中共九大全部進入政治局，曾經被江青稱為「過渡班子」，「中央文革」也就結束了「歷史使命」。「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而江青的背後就是毛澤東。

「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設在釣魚台，在文革中，在許多方面行使著中共中央和政治局的權力。而這恰恰是毛希望擺脫束縛，達到自己目地的一個重要舉措。而隨後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就在毛的文革小組和軍方的大力鼓動下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