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 七) ──（3）

作者 心緣
知識分子順從原因分析那麼，為甚麼除極少數人外，所有右派分子都認了罪，順從的接受了長達二十餘年悲苦的賤民命運呢？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1957年那場為時雖然很短的「鳴放」浪潮（不到一個月），是1949年以來中國人第一次見到的言論自由。那些對中共的批評和這種難得的自由氣氛，曾在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的心中喚起一種希望，廣大工人和學生甚至以行動－－罷工、罷課和請願示威等來呼應知識分子對中共的批評。

然而毛澤東一旦發動反擊，全國宣傳機器一旦以一個調子鼓噪起來，特別是全國各地工人群眾在黨委和官辦工會操縱下紛紛舉行大規模集會「聲討」右派分子，一時間便形成鋪天蓋地的浪潮，似乎全國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還被視為真理而受到熱烈歡迎的種種勇敢的真知灼見，立刻成為「射向黨和社會主義的毒箭」；因大膽為民代言而被視作英雄的人物，頃刻間便成了「一小撮敵人」和「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宣傳機器的鼓噪和周圍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親人）的敵意，造成一種難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們知道，黨既看中了你，一個不可更改的結論便已在那裹等著你；況且「態度」非常重要，「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只能招來更壞的厄運。假使你已成家，就還要考慮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兒女少受一點牽累的問題。這樣，你便不能不逐漸軟下來，直至在一份結論上簽字，接受一個政治死刑的判決，從此便開始你漫長的暗無天日的賤民歲月。

事實上，劃成「右派」的人中並沒有人提出要推翻黨，不過是批評、建議。當時被萬箭齊發、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動理論」是由羅隆基、章伯鈞、和儲安平幾次討論會發言組成的。細看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簡而言之，無非是要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以檢查三反、五反、肅反工作中的偏差（羅）。國務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協、人大等機構表態，建議要把政協和人大的人加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章）。

黨外人亦有見解、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不要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著黨員的臉色做事（儲）。就是這些批評、建議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給數百萬家庭帶來了苦難。隨之而來的，還有「向黨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勞動和劃漏網右派。誰對本單位領導，特別是黨委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黨。其下場輕者是不斷被批判，重者則勞動教育或全家遷送農村。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子女上大學、參軍都沒有份，就是到縣城找個工作也是不可能。

從此他們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加入了農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賤民。反右的後果和影響同斯太林的直接殺人不同，毛有著更為高明的殺人手法，即誅心為上。他和中共刻意營造的那種特殊環境里長年的賤民地位與非人的生活條件，是對「右派」的慢性槍決。事實證明，這種「慢性槍決」並不比斯太林處置政敵的手段更人道；對於最終仍然死於非命的許多右派分子來說反而要痛得多，對於統治者卻更為有利。

一百餘萬名「反面教員」（毛澤東語）散佈在全國各地，朝夕出沒於數以億計的人們面前，無疑是對於所有中國人的無言的警告：哪一個膽敢對中共稍發異議，便必定會得到同樣的下場！而那個下場是令人不寒而慄的。他們同時也在向人們昭示著：在中國做人，切不可誠實坦率，切不可過問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惡感，切不可違抗當權者的意旨，切不可對任何人寄予同情與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將把這些戒條牢記心間，並傳給自己的子女。

毛和中共終於確立了專制恐怖的極權政治。反右運動的後果是：一部份知識分子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亦步亦趨，成為xx黨的「御用知識分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然而毛沒有料到他的打擊會是雙向的。他在清除異己時，也就清除了黨內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於革命理想的黨員。中共黨內早已存在的左傾勢力，以及中共執政後為追逐個人利益而擁入黨內的新黨員則糾集在一起。

這些人政治投機，唯命是從，不問是非，打擊異己時不擇手段，對人民疾苦無動於衷。反右派運動使這些人如魚得水，逐漸在中共內取得主導地位，使中共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強。

反右運動給中國造成的傷痛與災難是至深至巨的。它為以後的中國留下了永遠無法治癒或很難癒合的創傷；大好河山面目全非，自然生態和人的生存條件的破壞無以復加；人口惡性膨脹，伴隨著人的生理與精神素質嚴重下降；一個中國歷史上空前龐大、貪婪的官僚集團章魚般附著在中國的肌體之上吮吸著人民的鮮血；1949年以前曾長期為害中國的官僚腐敗、盜匪橫行、販賣人口、吸毒、賭博、賣淫等現象現在又在中國重現；又因權力之集中而無能，法紀之闕如和傳統道德之敗壞，而使社會失去了對於邪惡的任何有效的制約機制。遂使種種罪惡現象洪水般在中國大地上氾濫開來，其勢頭之大甚於1949年以前的舊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