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心緣
而最終刺痛毛和中共的並引發大規模鎮壓的是知識分子對中共政權問題的討論。下面引用《陽謀》一書的研究資料:中共於1954 年制定的憲法規定,
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既然中共說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中國當然就要它來領導。但它和中國究竟是甚麼關係呢?機械科學研究學副院長雷天覺用提問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見:「黨究竟應在國家之上,還是應在國家之中?」
山東青島市民盟成員曲北韋也用提問的方式參加了鳴放。他在市政協會議上發問道:「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報》)廣西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說:「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是反黨反組織,
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
「在省裏還好一點, 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命令一切。」(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報》。)北京大學有人署名「天水心」貼出一張大字報說: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而《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卻將矛頭直指中共主要首領毛、週二人。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於1956
月1 日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一次發言,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說「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
但是, 在全國範圍內, 不論大小單位, 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黨這樣做, 是不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竟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
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
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坐此交椅?」(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民盟副主席章伯鈞是國務院交通部長及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對「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狀況也頗有不滿:「國務院每次開會,
總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竟見。
生米煮成了熟飯,還有甚麼竟見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並未討論過,就拿出已擬好的改革方案,向大會宣佈, 就算通過,強制執行。這算是人民民專政?
人民沒有說話的餘地, 只可說是黨的專政吧?實際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專政, 並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外人士對中共不滿,說:「只要是共產黨員,
不論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顧……舊的統治階級是沒有了, 但是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特殊的階層。」很多黨員也一樣不滿。
一九三六年參加共產黨的山東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周次溫就這樣說:「我是戰時入黨的, 假若是在解放後的現在, 這樣的共產黨, 我根本就不會參加。」(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載引自陳權《鳴放選萃》第一八五頁。)中共哈爾濱市委宣傳部報刊處副處長傅信也認為中共已經變了質。他認為共產黨的幹部利用特權剝削人民,是剝削集團。他說,這種剝削很巧妙,不必佔用生產資料,「直接利用特權而無償地佔用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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