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命運多舛的時代：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二十)—（1）

作者／心緣
中華民國政府在艱苦 抗戰中的民主建國成就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佔我國東三省，至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其間十四年，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可歌可泣的長期英勇抗戰。但是，中華民國政府在艱苦的抗戰中，也始終沒有忘記推進國家的民主的各方面建設。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黨就在外患內憂中開始實行訓政，並籌備憲政，並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佈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組織選舉「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沒有全面抗戰的爆發，那麼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和從訓政走向憲政、實現還政於民的民主進程，誠然是可以想像和預見的。

雖然全面抗戰的爆發，阻擋了訓政的進程，阻礙了憲政的準備，破壞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製造了教育、文化等各個方面建設的困難，但是，遷都西南的中華民國政府，繼續堅持民主建國的理念，積極推進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努力發展大後方經濟，刻苦加強戰時的教育和文化建設。

戰時民主政治的建設成就
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漢戰役剛剛打響，中華民國政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於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關參加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二百名，國民黨佔八十名，各黨派領袖佔五十名，無黨派人士佔七十名以上。國民參政會對於在戰時準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國民參政會於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並由議長蔣介石指定參政會若干組成人員，組織了憲政期成會。憲政期成會於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的當天，即在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已決請國民政府早日頒佈召開國民大會，公佈憲法及憲政實施之明令。

一九三九年十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遂決於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恢復因抗戰停頓的國民代表選舉工作，並決議於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無法召集，乃於一九四零年九月十五日宣佈延期召開國大，其它準備工作照常進行。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二日國民政府頒佈「國民大會籌備組織條例」。廿八日重慶「國民大會堂」竣工。但因大會堂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被日機炸毀，加之一九四二年日本對西南攻勢凌厲，國籌會只能停止辦公。鑒於戰禍不止和國民大會無以召開的現實，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乃宣佈戰爭結束後一年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和頒佈憲法。此一宣佈後來成為事實。

其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憲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在八年全面抗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非但沒有強化訓政時期革命政府的統治權，相反，為了在戰時推行憲政和準備憲政，卻逐步開放黨禁，允許各黨派參政，包括進行了十年叛亂和叛國的中共和在訓政期間曾因創建國家社會黨而被捕過的張君勱、張東蓀等。

於是各種黨派應運而生，多黨政治漸趨成形。這就為戰後制憲國民大會和行憲國民大會的相繼召開，以及推動多黨民主政治逐漸打下了基礎。這對於一個正在戮力抗戰，亟須統一軍事、思想和政治的時代，誠然是不可想像的。較之中共至今絕不允許人民有任何集會、結社與組黨的自由，其兩個政黨和兩個政權之完全不同的性質因此而涇渭分明。

在抗戰八年間，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繼承和發揚了訓政時期給予人民以相當廣泛之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從而使得抗戰時期的國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國民黨抗戰，以責政府和國民黨之不當。

連對心蓄顛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奪權篡國的中共，中華民國政府和國民黨亦在中共偽裝提出「四項保證」之後，釋放了親共派人士，即為中共一黨圖存而不顧整個國家危亡的沈鈞儒等七人，以及中共領袖陳獨秀，允許中共在重慶發行《新華日報》，開辦書店。據一九四二年統計，僅僅在重慶的民營出版機構就有一百三十多家。圖書出版量迅速增加。

中國的出版事業繼在上海和戰時的武漢出現繁榮時代之後，在抗戰時代的重慶竟進一步得到了巨大發展。顯然，這樣的思想與出版自由，對於一個正在堅持艱苦抗戰、日日血濺中華的戰爭時期來說，實在是不能想像的。它較之中共在大陸奪取政權以後，於絕對和平時期竟能全面廢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實有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