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弘毅
為康生的這個報告曾被稱為恐怖的信號。這個報告把反奸鬥爭推向了高潮:從延安到各根據地,從黨政軍民學團體到市民群眾,從城鎮到農村,直至到監獄內,由此開始了全線進攻,大搞坦白檢舉……監獄的情況更為嚴重。根據當時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的陝西省黨員朱子彤回憶說:「搶救運動開始,各窯洞都發了康生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學習了這個文件就亂了套,窯洞內大搞車輪戰,都在公開案情、分析、規勸。」「徹夜的揭發、分析、規勸,不達目地,規勸不止,逼著大家交代問題……有時還押著被關押的人去參加機關的搶救大會……有時組織被關押的頑固分子到群眾大會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現象,並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鹿為馬;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騙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據一個縣委擴大會議記錄記載,縣委書記、區委書記都打過人。縣委書記打人約十七人次,挨過縣、區領導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關押的二十九人。……據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同志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有一個從淪陷區到延安的進步女青年(當時只有十九歲),由於她的親屬中有一人是漢奸,這個女青年便被懷疑是日本特務,將她逮捕關押。
審訊她時,三天三夜不給她睡覺,並且威脅她說,如果再不承認是特務,就放兩條大蛇到她的窯洞裏。她被嚇得按照小說《雙城記》裏的情節胡編了一套假口供……在搶救運動中,發生過為了逼出口供,對被審訊人員施以各種各樣的肉刑或變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況。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採用過車輪戰、壓槓子、打耳光、舉空摔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致死……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僅青年知識份子受到搶救,一些老幹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鑄……,一些娃娃也被坦白為特務分子。據當時的《解放日報》報導,綏師已有一百六十餘人覺悟改悔,在大會上自動坦白者二百八十餘人,被揭發者一百九十餘人。
一個十四歲的小女孩劉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點,坦白她參加了「復興社」。十六歲的小男孩──馬逢臣,手裏提著一大包石頭,坦白他是石頭隊的負責人,說這包石頭是他在特務組織指使下,謀殺人用的武器。綏師的控訴會一直開了九天,在這些十幾歲的小孩中,最後竟挖出了二百三十個特務,佔該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三。經過搶救,延屬各縣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個特務,軍委三局電訊學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個特務,中央秘書處六十餘人,也挖出了十幾個特務,西北公學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沒有被搶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務……搶救運動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亂……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有些人經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殺……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創傷………「一九四三年夏秋之後,各機關、學校大門緊閉,門口由警衛把守,延安的人們已中斷互相來往,『誰也不敢理誰』,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紹信才能辦事。入夜,延安萬籟寂靜,聽不到一點聲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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