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12-2)

⊙陳沅森
(接週三紀元論壇)
獲悉毛澤東逝世後，我獨自關在臥房裏腹誹，擬成一篇《討伐毛澤東》檄文的腹稿。 [注24] 但我知道，「偉人」逝世，社會震盪，出身「不好」的人，尤其要夾緊尾巴，低調行事。那幾天，喜歡唱歌的我，不唱歌；喜歡講笑話的我，不講笑話，臉上憂憂慼慼，埋頭做事，但我擠不出眼淚。

果然，後來一位公社黨員朋友告訴我，他聽到一句「話尾子」，公社公安特派員在與書記研究追悼事宜時，明明說了「陳沅森」三個字。這位朋友後來又聽農機廠的幹部說，公安特派員到廠裏轉了一圈……
朋友不知道為甚麼，但我心中有數。

長來長往，關係密切後，劉正文先生一些個人隱私和家事，也不迴避我。他退休時因工資級別問題，產生了一點情緒。一天，特地打電話叫我去，拿出一份報告，請我斟酌。內容無非是與XXX攀比，要求漲一級。我勸他，報告不要交上去，一輩子兢兢業業，這份報告送上去，反而把印象搞壞了，而且，達不到目的。他的女兒也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進行勸導。
劉正文先生終於想通了，沒有提交那份報告，快快樂樂退休。

因職業需要，劉正文先生太喜歡喝濃茶，抽香煙了。案件一來，24小時連軸轉，靠咖啡因和尼古丁提精神，體內積累有害物質太多，終於抵擋不住，患肺癌2000年逝世，終年65歲。
劉正文先生病重時，我去醫院看望，獻鮮花一束。最後一次談話，仍囑咐我「不要反黨反社會主義」。

遺體告別時，他夫人告訴我，彌留之際，喃喃念叨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他最要好的同事，另一個就是我。在劉正文先生的心中，究竟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還是至死仍不放心呢？答案已無法尋求。

我絲毫沒有美化共產黨公安的意思，但劉正文先生是一位良知尚未完全泯滅、人性尚未完全喪失的公安，他是一個孝子、好丈夫、好父親。但是，對於「階級敵人」，他絕不留情。
受「黨文化」的影響，在評價某一個人的時候，人們總喜歡臉譜化，好人永遠是面目端莊，器宇軒昂；壞人則永遠是齜牙咧嘴，醜陋不堪。人性是複雜的，大多數人具有雙重人格、三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好，不是「高、大、全」，一概都好；壞，也不是一切都壞，一無是處。我所見到的其他公安，如Y局長、L公安，他們都比我大幾歲，說不定讀過孔孟之書，至少小時候受父母舊禮教的薰陶，在家裏他們可能溫情脈脈，一旦到了工作崗位，便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我所見到的只有一位家庭出身「不好」「鑽進公安隊伍」的Q公安，「文革」中被清除出公安隊伍，挨鬥時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文革」後不知怎麼又穿上了公安制服。他打擊「階級敵人」比任何一位公安都心狠手辣。例如，涉嫌輕微經濟問題「家庭出身偽軍官」的何其善君，可判可不判，也可送勞教，最多不過判一、兩年刑。但落到他手裏，重判7年。（見[注18]）任務完成後，Q公安到劉科長家「報喜」，我在座，他沒有迴避，洋洋得意地告訴劉科長，一副邀功請賞的「哈巴狗」嘴臉，以表明他比「出身好」的公安「階級立場更堅定」。

劉正文先生16歲當公安偵察員，聰明機智，思維敏捷。我在長篇小說《佛懷煽仇錄》中以他為原型，按照他的思路塑造了一位公安偵察科長黃曉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可惜劉科長一輩子為共產暴政服務，越能幹，對人民犯的罪越嚴重。

我來加拿大後寫了許多揭露中共罪惡的文章，消息傳到國內，一定震驚了長沙公安，使幾位離退休的老公安大跌眼鏡，悔不當初（沒有幹掉）！一方面，他們可能建議上級對我嚴加懲處；另一方面，可能將責任一股腦推到死人身上，責怪劉正文先生充當了我的「保護傘」。

實際上，擺脫公安控制後，我鑽研機械技術，研究發明創造，研討銷售學在微觀經濟方面的應用；三個孩子相繼出生，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為掙錢養家餬口真正遠離了政治，哪有時間管閒事？……逢年過節去看望劉正文先生，一方面是感謝他對我的種種幫助；另一方面，是讓「老領導」將我的良好現實表現傳達給公安局的其他領導，讓他們放心。

劉正文先生用「人性的」、「親切的」手段，羈絆我長期為公安服務；我在「靠攏黨和政府」的實際行動中金蟬脫殼，不露痕跡地擺脫了公安。他不是甚麼「保護傘」，而是一位人性和良知尚未完全泯滅的人。

(待續)
[注24] 《討伐毛澤東》的檄文見《佛懷煽仇錄》（http://www.epochtimes.com/gb/nf2872.htm）第十一章結尾一段。這一章將題目改為《毛澤東和中共是怎樣欺騙利用農民的》參加「九評共產黨全球有獎徵文」獲二等獎。紙介質版本《佛懷煽仇錄》2005年12月，已由香港新利東印刷釘裝公司出版。
轉自【看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