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十之二)

⊙陳沅森 

(接週三「時事評論」) 

不久，感到希望破滅，走投無路的李良和石惠澤，暗中策劃「逃蘇」，到蘇聯去組織「馬列主義新政黨」。我猜想，一定是石惠澤的鬼點子。因為李良對社會科學一竅不通，而石惠澤讀了許多馬列的書。 

實際上，此路不通！一方面，邊防卡得緊，如果沒當地人接應，外地口音的人離邊境上百里便會被盤查，逮捕。 

另外，蘇聯當時的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克格勃頭頭出身，目光短淺，不懂政治，不知道利用逃蘇的人組成中共黨的反對派，除了讓逃蘇的人做苦工，就是把其中一些合適的人訓練成特務，然後派回中國搞情報，搞破壞。而那些派回國的「蘇修特務」，沒有一個能夠長期潛伏下來，都是不久便落入了「群眾專政」的天羅地網。[注21]——與共產專制國家把人當作工具不同，紐約自由女神雕像下的短詩歡迎世界各地的「垃圾」，實際上是各路精英彙聚美國，把國家建設得富強繁榮。 

李良、石惠澤策劃「逃蘇」始於何時，我不知道。快動身了，李良來找我借錢。問他借多少？他說出一個我無力承擔的大數。說實話，他沒有工作，不能指望他還錢，一下借去我半年的工資，哪有可能呢？只好沉吟不語，待他知趣，慢慢遞減。 

哪知他迫不及待地把「逃蘇」的事告訴了我，希望看在「重大決策」的份上，支援他一把。這下更不能借了，借錢給你「逃蘇」，事發後，即使我不是公安的線人，也會受到懲罰。以現在這種身份，重犯「知情不報」罪，進一步「支援反革命」，那就別想活了…… 
我面露慍色，斷然拒絕。李良木然，不知怎麼惹怒了我，紅著臉，訕訕地走了。 

我知道，固執的他，已無力挽回，不能再拖延了，擔心另一條監控渠道先我而報，於是，當晚就將匯報投入郵筒。 

由於經濟困難，出發前，李良還是跑到廠裏來向我借錢。這次知趣了，只請我支援，不提數字，不論多少。我已請示過劉股長，「借」給他15元人民幣。 

甚麼時間走的？怎樣抓的？我不知道。後來，劉股長說：「李良曉得你為我們工作，說我們採用了法西斯手段。」可能是自我辯護振振有詞，或者是遇到了比較開明的法官，判處較輕。我是35年後從楊小凱遺著《牛鬼蛇神錄》《向土匪》一章獲悉李良的資訊的。這一章從側面對他進行了一些生動的描寫。書中說李良是大學生，傳聞失實；又說他是逃往香港被捕的。不知李良是否在我面前用「逃蘇」（往北）來掩蓋他們南下的意圖？ 

「文革」初始，中共中央頒佈的《公安六條》明文規定「勞動教養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不准參加串聯……不知甚麼鬼使神差，因緣際會，李良、石惠澤竟在洶湧澎湃的「文革」大潮中組建長橋農場勞教人員的造反組織「長沙青年」，擔任甚麼「副司令」、「政治部主任」。1968年長沙軍管會打擊造反派，第一批槍決數十名「罪犯」的打頭第一個就是「長沙青年」司令夏菊初。 


[注21] 政治家列寧「輸出革命」，派出顧問、用大量盧布幫助建成的中國共產黨，是聽命於「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政治家史達林繼續用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中共，指揮中共提前挑起日本侵華，將日軍拖在中國戰場，解除了二戰中蘇聯東部的後顧之憂。無論列寧和史達林為中共用了多少盧布，都是值得的。60年代逃蘇的人上十萬，卻沒有出現與中共同名的反對黨。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政治素質，相比列寧、史達林有天壤之別。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