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叛國和武裝暴動
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並實現國家的初步統一後,中共並沒有安心接受這一合法政權,反而在蘇俄的指揮下,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不顧,公開背叛祖國,並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更大的武裝暴動,使飽受戰火之苦的中國人民又陷入了苦難之中。
前面已經提及,在中東路事件上,中共不僅沒有指責蘇俄的侵略行爲,反而接受了蘇俄的五條指示,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在這一口號下決定發動更大的武裝暴動,以與蘇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裏應外合」。這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和背叛,在中共的歷史上並非是獨一無二的。
當時蘇俄的史達林反對派托洛斯基,爲中共制定了一個題爲《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反對派的任務》的政治綱領,認爲「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安定和經濟復甦的時期,中共只能要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的最重要問題」。原中共領袖陳獨秀,亦在1929年七、八月間,連續三次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中共無視國家民族的「武裝保衛蘇聯」方針,反對中共與蘇俄「裏應外合」的武裝暴動行爲,要求以召開國民會議的方式解決問題。但是,前者在蘇俄遭到了史達林的迫害,後者卻被中共中央打成「托陳取消派」首領,直至開除了黨籍。現在就可以解釋,一些曾經加入或認同中共的人士,包括中共的發起人陳獨秀等,在認清了中共的本質後,爲什麽相繼脫黨。
而上述徹底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在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下,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暴動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中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爲中共武裝暴動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暴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爲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一些中共黨史專家在評價此段歷史時,小心翼翼地批評道:「武裝保衛蘇聯,實際上是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對立了起來,它脫離了當時中國廣大群衆的實際要求,也不會得到人民群衆的擁護。」
而共產國際爲轉變中國革命,首先於1927年7月上旬召回了共產國際首席代表羅易,停止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職權。不久,共產國際派羅明拉茲來華,被授予全權「糾正過去的錯誤,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即發動武裝暴亂。
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明確指出的那樣:「應當指出,共產國際推動李立三等中共領導人組織武裝暴動的目的,是爲了武裝保衛蘇聯,也即是爲了適應中東路戰爭的需要。」一語倒盡「天機」。
1930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共產國際的支援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華全國總工會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組織法》和《武裝保衛蘇聯的決議》。大會認爲,當前,中國統治階級在「崩潰」,革命高潮即將來臨,要迅速準備武裝力量,與帝國主義、軍閥決最後勝負。這是中共在保衛蘇聯的口號下背叛自己國家的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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