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 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 (七之三)

⊙陳沅森
（接週三《紀元論壇》）
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來臨，早已不為公安服務的我，又受到一次突如其來的「忠誠考驗」。
那時，我在一家民辦機械廠工作，已是一位能獨當一面的模具鉗工。一位訂購了幾套模具的顧客老章，到廠裏來與我談產品質量，催促交貨時間。因「有求於我」，很自然地請我到茶館喝茶，去飯店吃飯，還送我兩小盒硬質合金（金屬切削刀具，比較貴重），慷慨而又大方。萍水相逢，如此友善，我當然心存感激，便與之日親日近了。每次會面聊天，老章總是時不時冒出一、兩句有關政治的話題來撩撥，但我絕不答腔。一方面，我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不會再上當受騙；另一方面，我確實不願談政治，不想再惹麻煩。一天，我倆並肩步行去某地，他發表一通反共言論後，突然用肘拐碰我一下，壓低聲音問道：

「挖牆腳嗎？」
我心裏一驚！第一念頭是：真「反革命」，還是來試探我的？
我沒有吭聲，裝著沒聽清，等待他繼續發揮；他嘎然而止，不再說第二句了。
這可難為了我。如果是公安派來的探子，不匯報，就證明對黨不忠誠，重犯「知情不報」罪，不知甚麼時候就會被「處理掉」；如果是真「反革命」，匯報後又要鑽入「碉堡」內部去攻破，繼續傷天害理，與人民為敵。

怎麼辦呢？前思後想，舉棋不定，焦慮萬分。一天半夜醒來，突然悟到「要用時間進行考驗」：如果老章是「動真格的」，下這麼大功夫來拉攏我，沒有聽到我的正式回答之前，不會輕易放棄，還會來繼續動員；如果老章是公安派來探子，已經完成試探任務，早已向公安匯報領賞去了，不會再來……

這個判斷應該是正確的。等了一個多月，不見老章的身影，我便向市局一科劉正文副科長（已陞官從郊區分局調入市局）寫了一封信，詳述老章其人其事……沒有回音，也沒有召見。春節到劉科長家裏拜年，順便問及此事，劉科長輕描淡寫地說：「交給別人辦去了。」——這一回答，證實劉科長收到了信；同時可看出，老章是公安派來試探我的。稍稍分析便知，如果我提供的是「有價值」的情報，聞風而動的公安會立即召見，瞭解老章與我交往的過程，詳細記錄他的反共言論；雖然也可以「交給別人」去辦，但至少得口頭表揚表揚呀！

心裏一塊石頭落地了，我又一次經受了「黨和政府」的「忠誠考驗」：姓陳的脫鉤這麼多年，聽到「反革命」言論，仍向政府報告，這人也許改造好了。

70年代初，「001號案件」 [注14]爆發時，我住在下麻園嶺。由於居委會有人密報我是「可能的作案者」，引起公安對我進行一次暗查。多年後，鄰居才告訴我，那天晚上，一、二十個人站在前面菜園裏，唧唧喳喳議論，後來只派了治安主任和兩位婦女上樓來，與我見面，觀察動靜。第二天，趁我上班時，打開房門進行了一次徹底搜查。

考驗持續到90年代中期，前後有三位認識不久的青年，虛心向我請教時，發牢騷，講怪話，透露一點點想「搞組織」的意圖。當時我已50多歲，便名正言順地用「長輩」的口吻「教訓」他們：不要輕舉妄動，黨的天下是穩固的；如果有能力，完全可以到經濟領域去發揮。我沒時間也沒必要去搞清楚其中有無公安的密探，即使有，公安聽到我的話，也無可厚非。——那時早已「改革開放」，叫青年人去發財是黨提倡的正道，對無產階級政權不構成任何威脅。

從中共的歷史看，「不信任任何人」簡直是毛澤東的「專利」，也是歷次運動整人的根源。我深信，晚年毛澤東已疑心重重，走火入魔，草木皆兵，無人可以信任，並在高層實施了嚴密監控。用文件上的話來說是「偉大領袖洞察一切」，七老八十，窩居深宮，光看文件、聽匯報，哪能洞察？只有多渠道秘密監控，才能瞭解每一員封疆大吏是否忠誠。文革初始，毛澤東「點了名」的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就是有人密報張在私下講了毛的「壞話」。

監控，使人產生恐懼，使人的尊嚴、價值喪失殆盡，使八億中國人民全都匍匐在領袖腳下，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奴隸。在那樣縝密、細緻的監控下，人人自危，只能誠惶誠懇，徹底臣服。(待續)

[注14]「001號」案件：大約在70年代初，長沙市有人購買了十幾張毛澤東標準像，用刀子在每張像上劃一把叉，然後趁黑夜分別投入十幾個郵筒。公安接報後，如臨大敵，在全市開展地毯式摸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