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 文革文物能反映一個真實的文革嗎？

⊙寒山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文物市場上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收藏品越來越多，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收藏門類，吸引了眾多的收藏者。在北京的潘家園和紅橋，南京的夫子廟和蘇州的文廟等文物交易市場上人們能看到形形色色的毛澤東紀念章、毛澤東塑像、毛澤東語錄、毛澤東詩詞，各種印刷品如文革小報、傳單和海報以及文革郵票，還有書籍，例如文革時期出版的小說、連環畫和樣板戲劇本等等。

除了這些宣傳品，還有很多帶有文革標記的日常生活用品，例如鬧鐘、茶杯甚至鍋碗瓢盆等等。在這些用具上，今天人們能夠知道在文革時期，即使在這些日常生活用具中人們也必須看到領袖像，念叨領袖語錄和革命口號。文革意識形態對中國人生活的滲透可以說是無孔不入。文革物品被當作文物進入市場後，總體來說它們的價格不高，雖然趨勢在上漲，個別的物件尤其是郵票能賣到令人吃驚的高價，例如一幅題為「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郵票可以買到一萬兩千元人民幣。

只要對文革有起碼瞭解的人都知道，文革物品首先是宣傳品，而不是藝術品，儘管在創造它們的過程中結合了一定的藝術形式，但在根本上它們和明清時代的瓷器和繪畫、唐三彩或者兵馬俑無法相比，基本上沒有美學價值可言。那麼，收藏它們主要就不是為了欣賞。那麼，人們為甚麼要收藏這些根本無法給他們帶來美好感受的物品呢？它們又在甚麼意義上能告訴人們一個真實的文革，從而成為中華民族對於那段歷史的公共記憶中一個組成部份呢？美國聖瑪麗學院的徐賁教授最近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答案。

徐賁認為，文革物品之所以成為「文物」，並不是像其它文物那樣因為時代久遠，而首先是因為有一種人為製造出來的斷代感，使得文革在感覺上似乎離我們很久遠。這種斷代感之所以是人為的，主要是和文革有關的人和事早就被故意排斥在後文革時期的各種社會政治文化詞語之外，因此，談起文革，人們在感覺上就好像是在談很久遠的過去，和現實毫無關係。

徐賁說，這反映了文革在當今中國公共生活中的兩重性：「文革的政治和社會討論仍然是禁區，但文革物品卻已納入了官方認可的『現代文物』交易。政治和市場被人為地在表面上割裂開來。」因此，可以說文革物品之所以成為文物，是和官方長期以來企圖切斷文革和今天中國之間的聯繫的種種努力分不開的。歷史的諷刺性就在於：那些不希望人們牢記文革的人，倒是很希望看到文革被當作一個遙遠的過去寄生在文物當中回到今天，這種回歸只會加深文革和今天的中國風馬牛不相及的錯覺。

徐賁指出，和一般意義上的文物收藏不同，今天文革物品之所以成為文物，「與其說是因為這些物品本身的優良品質(令人賞心悅目，勾起美好回憶，給人知識教益，引發審美情趣等等)，還不如說是因為商業的炒作。」幾乎沒有甚麼文革物品的價格反映了它所表現的人類文明結晶，因為它們絕大多數不但沒有文明成分，反而是反文明的。但是它們之所以成為文物，又符合文物的一個基本特點：物以稀為貴。畢竟，今天在普通人家庭中輕易是看不到文革物品的。

徐賁告訴我們，這種稀少絕不表明文革物品本身的珍貴，而恰好相反，這是因為這些今天的所謂「文物」在文革結束後的那一段時間裏都被當作「廢品」大規模地處理和回收掉了。

在一般文物身上體現出來的「物以稀為貴」多半是時間自然淘汰的結果，但文革物品不同，徐賁說：「文革藏品的稀少可以說是全社會集體丟棄的結果，它的價值與其說是因為時間的積澱，還不如說是因為僥倖未被丟棄。文革文物因稀少而應市，有它自己的前史。這前史就是，人們曾對文革有過強烈的厭惡。」正因為文革文物有這樣一些特點，所以在它們的收藏家中，似乎沒有甚麼人可以說是出於對它們的喜歡和欣賞，這和收藏和購買古玩字畫不同。收藏文革主要是為了牟利，強調的是某物品的「升值潛力」。

我們可以看到在其它文物收藏中，收藏者對某個物件藝術風格的個人喜好會在他作出購買決定時佔很大比重，但這個因素在文革文物的收藏中可以說是十分微不足道。再有，收藏古董和字畫，即使不出手，也可以有實用價值，例如作為家中的擺設，顯示主人的地位和品味。但文革文物則完全不同，幾乎沒有人會用它們來裝點家庭。

因此，從很多方面來看，文革文物收藏都不是人類對高尚優雅事物的追求，而是對那些在任何正常社會中都不可能登堂入室的物品的一種畸形心理。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