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歷史真貌： 三大盛世天朝之一清朝（七）—（2）(西元1644-1911年)

不過，對於中國的君主來說，西方的文化雖然有可以吸收的成份，但較之中華文明仍處於從屬地位。那些遙遠的西方國家對中國似乎並沒有太真實的意義。

在經濟方面，從康熙到乾隆的清朝的統治者對發展外貿，即西洋各國來華通商並無熱忱，除了認為「天朝」地大物博，無須與外互通有無外，也擔心自身統治受到外來威脅。清朝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海禁時期（1644—1683），主要目的是為了封鎖東南沿海島嶼的反清勢力；第二階段是多口通商階段（1684—1756），指定廣州、漳州、寧波、雲台山（南京）設置海關，允許外國商船前來貿易，但這種開放是有限度的；第三階段是廣州貿易階段（1757—1842）。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為了防止外國瞭解中國，深入內陸，乾隆下令關閉其他海關，只允許廣州一地海關與外國通商，並由政府特許的「十三行」商人統一經理外商來華貿易事宜，同時對中國商船的出洋貿易也規定了許多禁令。乾隆帝曾諭令兩廣總督蘇昌：「國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懷柔遠人之道。」

對於外商在中國的居留和活動，清政府還先後設有很多其他約束。比如，只能在5月至10月的貿易期中前來廣州；只能居於由公行設立和監管的「夷館」；不得進入廣州城；不得向華商貸款；不得僱人傳遞消息至內地；通過公行向中國官員轉遞的文書須以下至上的「稟貼」為形式；不得攜帶婦人；不得乘坐肩輿。對外商在華所購貨物的種類和數量，也有著不少限制。這些做法既反映了清政府對於西洋勢力的政治疑懼，也反映了它高高在上的天朝大國的心態。

而此時的西方世界，正經歷著新的變革，特別是工業革命後的英國、法國和美國，為了發展貿易，不再滿足現有的通商狀況，迫切要求開拓中國這個巨大的海外市場。而中國在和包括上述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間的對外貿易上，直到19世紀30年代，一直處於出超的有利地位。

以最重要的中英貿易來說，在1781年到1790年間，中國輸入英國的商品，僅茶葉一項，即達9,626.78萬銀元。而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從1781年到1793年，包括毛織品、棉布、棉紗、金屬等全部工業品在內，總共才1,687.15萬銀元，只抵中國輸英茶價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說，歐、美商人每年要用大量的白銀來購買中國的絲茶等貨物。在19世紀初，從廣州流入的銀元，平均每年約在一百萬兩至四百萬兩之間。

一方面是實行有限的通商舉措，一方面是迫切希望開拓市場，進行貿易。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起初，英國政府希望通過以締結近代國際關係條約的形式來改變這種狀況，便於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以給乾隆帝祝壽為名，派使臣馬戛爾尼伯爵來中國交涉通商事宜。第二年，馬戛爾尼伯爵在熱河行宮朝見乾隆帝時，提出了以下幾項要求：一、准英國派使臣駐北京，照管本國商務；二、准許英國商人在寧波、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自由通商，並在北京設立商館；三、佔用舟山附近小海島一處，以居留商人，存放貨物；四、於廣州附近亦撥給一地，以居住英商，許可英商自由出入；五、減免英商在廣州澳門間內河運貨的稅額；六、准許英人在各省傳教。對於馬戛爾尼伯爵一行，清政府一方面給予熱情的招待，一方面對於英方的要求予以拒絕。乾隆帝在上諭中告知英國政府:「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考慮到英國的困難，可以承認最為恩惠的朝貢貿易。馬戛爾尼伯爵一行無功而返。

此後，迫切想打開中國市場的西方國家，與實行閉關政策的清朝的衝突逐漸尖銳。如何打開中國市場，似乎也只是個時間上的問題了。


晚期的統治─夕陽無限好

由於乾隆執政時間過長，而且為人重奢靡，多次出巡南遊，並且造了許多宮殿園林；此外，還在一些戰事上耗費了巨大軍費，晚年時出現了國庫財用耗竭。乾隆還重用貪官和珅，使清朝吏治腐敗不堪，引發了一些地方的農民起義，清王朝露出了衰敗的跡象。


乾隆86歲時，也就是1795年，乾隆宣佈禪位，將皇位傳給皇十五子喁琰，年號嘉慶，乾隆自己做了太上皇。不過，太上皇乾隆對於軍國大事等仍親自過問，嘉慶只不過是個傀儡皇帝。

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駕崩，清王朝進入了嘉慶時代。高宗乾隆去世後的諡號是：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
《清史稿》對乾隆的評價

縱觀乾隆皇帝的一生，應該說還是一位有為之君。他在康熙和雍正之治的基礎上，將清王朝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清史稿》對乾隆的評價是：高宗運際郅隆，勵精圖治，開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於斯為盛。享祚之久，同符聖祖，而壽考則逾之。自三代以後，未嘗有也。惟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歎息焉。◇

作者 心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