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追隨專制到逃避自由（六）對文革到六四歷史時期的再思索

⊙仲維光

最近二十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年輕一代對於前輩知識分子、知識傳統的重新開掘幾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來的，例如謝泳等人對於西南聯大，對於民國以來的知識分子的重新認識。他們幾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覺重新發現、找到老一代知識分子，重新開掘他們創造的財富。而於光遠這一知識群體所形成的碩士、博士導師，不僅起不到導向真正研究的文化學術領域，而且成為一堵阻斷年輕一代和世界，和中國傳統接軌的隔離牆。就是在今天，他們還是用極其輕蔑的口吻談論那些他們曾經參與批判，甚至迫害過的前輩或同輩自由派知識分子。

5．直接或間接響應共產黨極權主義政治文化的回音壁

對於這道橫梗在中國社會中的牆，如果從文革到六四的二十年中共政府很多時候是被動地利用了這道防火牆，那麼在六四後的十幾年中，他們已經學會非常積極主動地利用這道防火牆，甚至把它變成一道回音壁，尤其是在九九年鎮壓法輪功，導致法輪功的反抗公開化以後。縱使我們自己還不明白，但是共產黨政府已經明白這道牆對他們可能產生的積極作用。

這是一道天然的防火牆，最近十年的發展使人們看到，雙方都已經非常明白這種關係。對此最典型的是對於所謂「擦邊球」的運用。共產黨集團也已經學會巧妙地利用他們的擦邊球化解社會的不滿，並以此損害、乃至摧毀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法輪功等完全與共產黨文化不相容的新的追求。他們在嚴酷打擊法輪功等的一切言論、一切活動同時，對這派知識精英，包括李慎之式的一般的批評網開一面，甚至允許他們之中的很多人出國，給他們一定的活動空間。他們不僅利用這種方法導引和防止了批評升級，而且還更積極利用這類知識精英的精神和文化特質，對抗打擊真正的自由派人士、持不同政見者和法輪功。很多這類知識精英也非常會利用共產黨給與的方便，裡外通吃。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戴晴。今年出現的丁子霖致高智晟公開信，最近的余傑王怡在會見布殊總統時排斥郭飛雄事件，也都染有這種性質。

另一個與此緊密相連的手法是收買政策，對於所有這類的知識分子從物質上給與各類優惠和照顧，讓他們明明也感到未來國家面臨著巨大的災難，但是由於暫時相對舒服的生活，而更願自欺欺人地沉溺於安逸。

到今天，文革四十年，八九十七年，特別是在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和法輪功對新的文化和知識的追求影響越來越大以後，這類知識精英對中國社會的消極作用越來越顯著了。

五

從文革到六四，細檢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經過了二十三年的發展到八九年爆發的學運，應該說還不能稱之為是一場真正的爭取自由和民主的運動，其最典型的例子是對於魯德成等潑污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像的處理。整個運動並沒有明確提出極權主義專制問題，民主自由問題。如同七六年紀念周恩來所發生的天安門事件一樣，這個運動仍然只能只是共產黨社會內部的一個大規模的不滿運動。它不能和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等相提並論，因此可以說它仍然沒有回到三十年代後被隔絕的，世界範圍內、傳統範圍內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和對極權主義的抵制。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