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半邊豬」的歲月(下)

⊙茉莉

(接週三)

在血腥恐怖的日子戰戰兢兢

不久，該同情的人也包括我自己了。原是國民黨員的父親去公社交代歷史問題尚未回來，文教戰線的「造反派」把他的屋子封了。一天，我和小夥伴外出玩耍後回家，只看見門口貼滿了白色的封條，我已經無家可歸。幸虧父親以前時常接濟祠堂邊的一家貧農，那家貧農看我這「牛鬼蛇神」子女可憐，就把我接到他家掛滿蜘蛛網的樓上小住。

父親終於回來了，帶著滿臉青紫的傷痕。我不敢問他發生了甚麼，後來聽家人說，父親從縣城中學下放到這山區小學，因為他的高學歷，仍然拿較高的工資，因此被一個當了文教紅衛兵的民辦教師嫉恨上了，在批鬥「歷史反革命」的會議上，那個民辦教師用腳狠踢父親的臉。這一切都是以冠冕堂皇的「革命」名義。

那個黃昏，蕭家沖的石板小路上留下我們父女倆沉重的身影。父親背上馱著行李，胸前掛著一張打著叉的大字牌，寫著他的「反革命」身份。我失了學，跟著被開除出教師隊伍的父親回到原籍老家去，成了一名小農民。

幸好老家小水沖有我慈愛的伯父，他和患有瘋癲病的伯母一起，熱情接待了我們。聽一位親戚說，鄰縣邵陽縣的造反派動手屠殺地主富農出身的子弟，邵水河裡漂著不少無名屍體。我的鄉下親戚全都戰戰兢兢，擔心危及自身。那是一九六八年血腥恐怖的日子。

我很快就學會了各種農活，後來還成為生產隊婦女勞動力的主力。不管我多麼勤奮努力，歧視和侮辱仍無時不在。在田裡插秧，常有高人一等的「貧下中農子弟」故意把泥巴扔到我身上，我不敢吭聲。生產大隊開會，佈置了工作之後，會有人帶頭高叫：「黑五類及其子女滾出去！」我們只能在眾目睽睽之下狼狽地離開會場。

我在被吊打伯父的面前跳舞歲月

令我的處境稍有改變的，是大隊文藝宣傳隊看中了我。他們把我叫到大隊部去，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 的道理教育了一番，就讓我成為文藝宣傳隊員。十四歲的我已經亭亭玉立，收工後脫下泥巴衣服化上裝，扮演《沙家_》裡的阿慶嫂。很快，我成了文藝隊的台柱 子，一時頗受歡迎。

一九六九年，公社進駐了一個指導農村搞文革的工宣隊。我們院子裡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瘦削男人，據說是縣機械廠的職工。這個工宣隊員在一個家境較好的軍屬家住下，甚麼也不做，只是走來走去，用陰毒的眼光盯著我們。後來我才悟出，他是在尋找「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其時我的父母已經回原單位「學習」，我仍然留在農村裡勞動，和沒有兒女的伯父伯母相依為命。我們餵了一頭豬，每天清晨我就去田邊扯豬草，但生豬光吃野草不長膘，我們的糧食不夠吃，不能把珍貴的白米用來餵豬。因此，伯父在茅廁後面打了一個一米見方的小土堆，栽了幾棵紅薯籐，想要用紅薯來催肥生豬。

於是掀起了軒然大波。一個晚上，大隊部召開社員大會，把我勤勞的伯父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壞分子抓出來批鬥。在一陣陣此起彼伏的口號聲中，伯父被吊起來拷打。文藝宣傳隊在批鬥會後演出，我無可選擇，只能含著眼淚，神情木然地舞起紅綢，歌頌他們揪出階級敵人的新勝利。

那個寂靜的深夜，伯父在隔壁屋子裡痛苦地呻吟。我沉默無言，為伯父和自己的命運深感憤懣和悲傷。以後碰見那個導演了這次批鬥事件的工宣隊員，我冷眼以對。在縣城的機械廠，此人只是一個普通的職工，而在文革期間瘋狂起來的鄉村，他有了任意迫害我們的權力。

我就在親人受難的呻吟聲中長大成人。那一段歲月讓我看到，當革命成為一種宗教，人性的陰暗和狠毒，是怎樣被中世紀式的宗教狂熱引發出來 的。我知道，我們家的命運和其他很多人的苦難相比，微不足道，但對我個人來說，這卻是刻骨銘心、終生不忘的少年記憶。我在後來成為強權的反抗者，並為此無 怨無悔地坐牢流亡，毫無疑問，這與我當年目睹「吊半邊豬」的鄉村歲月有關。

轉自《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