嚮往大同世界的理想社會

我青少年的時代在越南，讀書的時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嚮往大同世

界的理想社會，所以我就走上一條反對法國殖民主義者的路，參加了越南的「革命」，因此前後被法國殖民者逮捕了2次，在監獄裏受了很多刑，但當時並不在乎，用共產黨說的就是：活著幹，死了算。當時只想到2件事：不是坐牢就是去殺頭。在監獄裏，越共支部認為我被捕後表現好，就吸收我為越共黨員。

1954

年，越南按照《日內瓦協議》以17緯線分成南、北兩方，北方是胡志明的共產政權，南方是吳庭豔的反共政府。我當時作為一個參加「革命」的人，隨越共軍隊到北方去了，並受到越共重用，在《越南之聲》廣播電台做編輯、記者，經常去採訪越共主席胡志明活動的新聞，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和周恩來、蘇共領導人伏羅希洛夫、印度總統普拉沙德、印尼總統蘇加諾等人訪問越南北方，我都負責採訪。當時胡志明去哪裡，我都會和他在一起，寫了不少胡志明的報導。

從越南返回中國大陸　因反對神化毛澤東被捕

可以這麼說，因為我這個人太坦率了。

1956年赫魯雪夫發表「關於史達林的秘密報告」，把史達林講成是暴君、惡棍，反對史達林的個人迷信。當時，有一次在電台國際部討論蘇共20大的決議時，我說：「越南也有史達林。」當時有人就問我說：「你講的是誰？」我說：「就是我們的胡伯伯呀。」當時他們就大發雷霆，停止了我的工作，讓我檢討。

後來，我就離開了《越南之聲》廣播電台，被分配到《新越華報》去作記者，照常在胡志明身邊工作。當時儘管我認為他有一些問題，但是我還是沒有徹底否定這個「胡伯伯」，我只是認為「他有這些問題」。

到

65年，當時蘇共和中共發生分歧，吵得很厲害，中共發表《九評》，評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等等，當時我對中共的那些觀點比較「接受」，而越南方面對中共和蘇共的爭論和衝突採取比較中立的態度，我當時不贊成，就對越南方面提出：讓我回中國去。

我在

65年8月回到中國，當時新華社知道我回了中國，而且越南文很好，越南話也通，越南各方面的情況也比較瞭解，中共正需要這樣很瞭解越南的人才，成立「印度支那組」，因為當時在印度支那地區和美國的交戰很激烈。當時中共對越南中立的態度是不滿意的，但是為反美等關係也需要和越南聯合。我就參加了新華社的「印度支那組」，在那裏工作。

65

年底，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已經出來了，66年文化大革命就暴發了，那時中共大樹特數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我吃了豹子膽，竟然站出來反對神化毛澤東，我反對說毛是永不犯錯誤的「神人」，也反對老喊「毛xx萬歲」。因此，68年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中共把我當作清理階級隊伍的第一個人抓了起來，是毛澤東的老婆江青親自下的命令，給我定了一個反對毛澤東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再有是「叛徒、越南特務」等等，就把我關進了監獄，這是我第一次進共產黨的監獄，在北京。

應該講，當時我心裏還沒有「反對毛澤東」，思想體系還沒有建立，只是覺得毛澤東在神化他自己，只是反對這種「神化」。

因言獲罪勞改10年

68

年我被抓到北京看守所，在看守所的時候，我一直「想不通」，幹了幾十年「革命」，出生入死，現在落到這樣的下場，心裏不能接受，我就一直想，想到整個腦子都發熱，有一天就中風了，好像有一瓶黑墨水倒在腦袋裏，昏倒下去。

上午的時候倒下去，我以為自己就這樣死了，我心裏很不甘，為什麼自己幹革命變成了現行反革命，在這裏死去了。到下午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有一口氣了，好像會呼吸了，後來聽說他們用針灸還是什麼對我做了搶救，雖然活過來了，但是眼睛看不見了，看人只能看到一個黑影，耳朵也聽不見了，講話也不行了，整個腦子裏面是空的了，一張白紙，什麼都忘光了。當時覺得自己廢了，這樣活著還有什麼意思，要自殺了。

不過他們還是對我進行了追查，可是追查來追查去，我並沒有其他反革命言論。最後說是「放」

，實際上是把我送到山西去勞改了，一去就是8年，這個事情從開始到結束，坐牢加勞改，一共10年。而勞改時的待遇更慘，比坐牢還更苦，3個月都沒吃到一滴油。

和國安部表面周旋得以赴港

78

年5月的時候，說要給我平反啦，沒罪了，你講的只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沒事了，恢復了我的工作，又回到新華社做編輯、記者。還派我到中越前線去採訪，那時中共正在打越南。

雖然平反了，可是當時我對中共這樣的欺負老百姓，這樣的對待我，使我對中共失去信心，我要探討，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當時給我開平反大會，我找藉口沒有去參加。

80年代初，我申請去香港探親，新華社一直不同意。那個時候整個社會也處在一個巨大轉變的時刻，它也不敢完全拒絕。我的申請書遞到公安局，落到國安部的手裏，國安部就派人到公安局來見我，對我說：「你去香港的條件完全符合我們的規定，但是你願不願意給我們做點事？就是當我們的外派人員，講更清楚一點，就是做我們的間諜。」我當時說：「讓我考慮一下。」我也告訴他們：我基本上不是一個做間諜的料，我是做記者的。我不得不說要考慮，因為他們當時和我這麼講：「如果你答應給我們做事，明天就可以去香港，隨時可以走，如果你不答應，那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能走。」（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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