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生死》讀書劄記（一）

一．平常又不平常的生活

《穿越生死》剛剛出版的時候，我看了很想寫點感想，但是，因為很快大紀元時報發表了《九評共產黨》的文章，它使我暫時放下了已經斷斷續續寫下的一些想法，參加了一些有關《九評》提出的問題的討論。現在時過半年，讀《穿越生死》一書所產生的一些感受始終縈繞在我的腦中。因為我感到，這本看來平常的書中，隱藏著最近10年來在中國民眾和社會生活中很多根本的變化：生活方式的變化，感情的變化，文學觀的變化，思想方式的變化。這些變化來得那麼緩慢，卻也可以說來得那麼突然；這些變化來得那麼平常，卻也可以說那麼徹底；這些變化來的那麼淺顯，卻也可以說來得那麼深刻。它使我感到，中國的「知識精英」、「文化界的精英」、「思想精英」，可能正在無聲無息中逐漸被拋棄。

歷史的變化也許就是這樣，這本《穿越生死》，還有那本《靜水深流》，看來平凡，文字和結構都有些粗糙，不是行家的作品，但是，我認為，幾十年以後的人卻會發現，很多東西是從它們開始的。

二．中國的變與不變

（1）閱讀《穿越生死》，首先不可避免地就會接觸到對時下中國社會的評價問題，它是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及如何看待這些現象。

去國十幾年，親友對我說，看看國內的經濟變化，共產黨由於改革已經變了；昔日的朋友對我說，你不瞭解國內情況，知識份子已經無法堅持傳統意義上的獨立自由了；但是，我憑自己半生在那個社會的生活經驗，從69年以來一直未曾間斷過的對那個社會的知識、文化和政治問題的探索，認為，也許極權社會的統治者已經沒有能力像以往那樣為所欲為，但是從教條的毛澤東到實用的鄧小平，決定那個社會的變化的所有的根本的東西都沒有改變。正如50年代中期的共產黨和60年代中期的共產黨，雖然統治形式和社會狀態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正如延安時代的毛澤東和文化革命的毛澤東並沒有什麼不同一樣。而回到最近10年，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不僅沒有走出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反而由於沒有才氣而變得更加猥瑣、粗俗不堪；至於畏避風險艱難的知識份子，從來都沒有堅持過獨立自由。

我的確沒有看到政治上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化，也沒有看到知識份子有什麼比昨天更加「無法」堅持的理由。

然而，去國十幾年，最近幾年我卻不得不承認，有一個變化，一個社會現象，對於我來說，儘管從理論上有所預言、有所預感，但是，還是感到，它來得那樣突然，那樣令我難以理解。這就是1999年中共政府突然大肆鎮壓的法輪功現象。現在，眼前這本《穿越生死》，記述了我所不瞭解的從99年開始的對法輪功的殘暴鎮壓，我從並非知識份子、作家的王玉芝的文字中看到了90年代後中國社會的變化，看到了中國知識界所沒有做到的，沒有堅持的內容和精神。

《穿越生死》記錄了一個普通的，幾乎沒有很多高深知識和文化的普通的法輪功修煉者，面對殘暴的極權和謊言的追求和遭遇。

（2）共產黨社會是一個完全政治化、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這幾乎是所有研究極權社會思想文化的專家學者得到的共識。我自己生長在那個社會，從自己的身上對此也深有體會。50年代，共產黨打掉、打斷了所有前代留下來的知識份子的脊柱，從那個時候開始，灌輸、豢養了2、3代完全浸淫了共產黨文化精神的「知識份子」。這2、3代知識份子的眼睛、頭腦，都是共產黨所精心安裝的，也就是他們的知識框架、道德規則，都已非正常。到80年代末期，由於陳寅恪、梁宗岱、洪謙，以及他們培育的一代學人，劉傑、蔣天樞等人的辭世，中國既失去了傳統的靈魂，也滅絕了西方的精華。這個特點不僅反映在共產黨社會的各層精英們的身上，也反映在89年那批學生，以及其前後的所謂「民運」人士身上。然而，現在我必須承認的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這空「前」絕「後」的時期，法輪功從天而降。我所說的從天而降，或許是對我自己而言，因為99年前，我從來也沒有注意到法輪功的存在。

99年5月剛剛聽說法輪功，我就感到，這是一個和傳統密切聯繫，追求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生活觀的群體，為此，第一，我無法理解它如何能夠在中國社會重生並發展，第二我深知共產黨的殘暴，我感到，它將要為生存付出慘痛的、血的代價，一場你死我活的抗爭將會在中國爆發。因為這一切曾經在此前的東歐等共產黨國家中發生過多次。此後幾年，在中國的發展，果然重複了這個殘酷過程。現在，《穿越生死》這本書則和很多前東歐不為當時社會所容的文學作品一樣，記述了人們在黑暗中的追求和犧牲。

（3）事實上，對比99年的鎮壓和89年的鎮壓在幾年後產生的結果，也可以使我們看到這是一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衝動，89年的鎮壓，及其後東歐集團的崩潰，居然導致了幾萬海外「留學生」參加民運。但是，這個聚集是一種政治性的聚集。很多人不是由於厭惡拋棄共產黨社會的制度、生活方式，文化精神，知識框架和道德倫理，而是由於對某一種現象（貪污腐敗）不滿，對某一個人（鄧小平、李鵬）或派別不滿。還有一些人則是由於感到社會要有大的政治變化了，因此雀躍躁動，想要搭這班車，隨社會起浮。但是，用「政治」聚集起來團體，一旦政治形勢變化，則必然是飛鳥各投林。

與之不同，對另一種生活方式的鎮壓產生的肯定是完全不同的結果。因為，實際上，在一個極其殘酷的一體化、一元化的專制社會，對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追求，它的誕生不僅困難，而且幾乎可以說是在一種死地，沒有希望的可能中。然而，它既然能夠發生，一旦發生，就可能隨時間的變化而深化，不會因為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輕易消失或滅亡。在這種意義上，2004年年底出版的王玉芝女士的《穿越生死》，不僅從題目上預示了這個歷史性的現象和過程，而且從一個個人的具體的經歷和在這個磨難中的感覺真實地記載了它。

《穿越生死》究竟穿越了什麼樣的生死，筆者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感到它反映在以下三方面。

三． 藝術與人性的重新覺醒：

林昭、張志新，以及回憶文學和王玉芝的《穿越生死》的區別：傳統文化和黨文化的產生、擴延

（1）作者王玉芝的確不是中國當今的知識，或者說文化精英。這本書記述的也不是讓人一看感到深奧、重大的問題，而讓人感到普通、平凡。它不過是一個普通人的心聲。但是，對於自認為自己已經探索了三十多年啟蒙和科學思想，一直關心當代文化和精神問題的我來說，我卻發現，整個作品中滲透著很多深刻的思想文化變化，潛藏著巨大的社會變化可能就要到來的徵象。從70年代初期開始，我化費20多年努力反省、改變的很多東西，王玉芝女士一下子都捕捉到了。

在這本書的97頁上，王玉芝女士寫道：「有一天，我正在印刷真相資料，不小心把墨粉灑到黃色的衣服上，費了很大勁兒才清洗乾淨，可是再怎麼洗也沒法恢復原樣了，這使我聯想起謊言和仇恨如何殘留在一個受蒙蔽的人心中。」

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毛澤東早就深切地認識到，所以他說知識份子的改造是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毛澤東自己成功地做到了。他打斷了老一代知識份子的脊樑骨，脫胎換骨地改造了他們，例如費孝通等人；他成功地生產出「新」的2、3代知識份子。這2、3代人，從生下來就被徹頭徹尾地染成了別種顏色。王玉芝女士和筆者都無可倖免。

對於王玉芝女士的這個感觸，筆者在對自己的反省中深有體會。

很久以來我都無法摘掉共產黨安裝在我身上的眼鏡。這使得我在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緊跟毛澤東共產黨進行反對封資修的革命，直到六九年初我們討論的是如何遵循毛澤東思想，文化革命幾年要搞一次，如何有效地防止走資派，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那時我們居然愚昧地認為，我們在精神上和知識上超越了前一代人，超越了世界。我們真誠地認為，我們掌握了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的兩「論」，在知識上，羅素、陳寅恪這些人已經被拋棄在後。那時作為人，我們當然也有不滿，有憤怒，有愛和恨。但是，就是這些也完全是黨文化式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