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外公和他的女兒們（下）

⊙海倫

（上接本日時事評論）

在三姨家和外公以及別人在一起，我感到很不開心，終於挨到了我們打道回府的日子。我們需徒步趕到幾里外的汽車站去。

那天天氣秋高氣爽，但是每個人的心裡好像都堵著一塊棉花似的。外公知道我們要走了，就特別主動的給張羅著，後又一直默默的陪送我們趕路。我們祖孫三人走在兩旁都是莊稼的鄉間小路上，一直走了很遠的路程。待將要上公路的時候，在一片未收割的高粱地邊，母親勸外公停步，外公也未堅持，就在原地站住腳。我的想像中這時外公應對我們說幾句慣常的客套話，比如邀請我們明年再來什麼的，但母親和外公彼此都沒有多少話語。是外公覺得因為他的緣故使我們受到牽連而還在深深的內疚嗎？

我們就這樣跟著母親繼續沿著青沙帳邊的田埂往前走，母親這會兒已是三步一回頭，看到母親回頭我也隨著向後看。這時，我才有意識地打量一下外公的外貌，只見外公面龐白皙，身材頎長。他沉靜而孤寂地站在田邊的羊腸小道上，雙臂交叉在背後，在蕭瑟秋風中翹首目送我們漸漸遠去……

秋風送別離，當時的我雖然對大人們的情懷不明就裡，但從母親與外公那言語無多，四目相望的鬱鬱神情中嗅到了不可名狀的淒涼。這淒涼不就是因為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黨文化對人性的扭曲和人間親情的撕裂而又無可奈何麼？

在此後的許多年裡，外公形單影隻地佇立於田邊小道的身影，一直定格在我記憶的腦海中。

翌年夏天，外公終因18年的牢獄生活摧垮了身體，而且長期的精神的極度壓抑使外公心力憔悴，抑鬱而終。

80年代初期，那時「上面」已經傳達了給「冤假錯案」平反的「英明政策」，父母周圍的一些同事也陸續摘掉了多年來被壓得抬不起頭的「帽子」。這時，母親開始與我的大姨商量為外公平反的事情。可事情一開始就談得不很順利，原因是我的大姨堅決不同意為外公的事「上找」，她認為外公的歷史問題太複雜，翻歷史的舊帳沒有好處，何況人都已經死了，再弄個「平反昭雪」的虛名還有什麼意義呢？母親則認為：外公含冤而終，死不瞑目，好不容易有了平反的機會，再不討個清白，難道還讓他在九泉之下繼續含冤不寧嗎？就這樣，姐兒倆各執一詞，定奪不下。後來，母親親自跑到外公生前所在的縣城去，為外公的平反落實了政策。

母親回來後，同父親談及辦事的經過，這時我年已漸長，父母對外公的事情得到平反也滿心歡喜，所以對我們不像以前那樣避諱了。我這才得知外公於1957年被劃為「右派」；其實，外公是山東某縣一所中心學校的校長，但他早年加入了國民黨，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國民黨黨員，因能寫擅畫，曾在報社做過編輯。五七年反右運動伊始，他的這份經歷便成了在劫難逃的歷史證據。他先是被指控為反對「統購統銷」，繼而被扣上了「中統特務」的帽子，其後又被判「勞改」了18年。這便是我幼年時候一直不能見到外公的原因。

大姨為什麼不同意為外公平反的事奔走呢？父母也用閒常話語作了剖析：「老大」是吃官飯的，深知共產黨株連政策的厲害，外公的歷史就是一個馬蜂窩，不碰為好，一碰說不定又出新問題。大姨怕了。大姨是外公四個女兒中最有身份和地位的一個，她15歲就參加了革命工作，在某縣共青團委做文書時，結識了時任縣委書記，其後建立了美滿家庭。當時，大姨的丈夫年僅24歲，可謂前程無可限量。幾年後，大姨夫陞遷到地委擔任領導職務。

到了五七年，外公的事情突發了，這給大姨夫的仕途平添了無法逾越的障礙，使他的職位在其後的二十年裡一直處於原地踏步的狀態。在「文革」時期，這個在政治上一向要求進步的家庭更是倍受牽連和衝擊。據大姨在90年代末的追憶中（其時大姨夫已因病去世），母親才得知：在「文革」期間，大姨夫曾被調回到他擔任縣委書記的某縣去，隔離審查十個多月，期間與家人沒有一絲聯繫，家人也不得作任何詢問。在無望的焦慮與等待中，大姨在家獨自照應六個孩子，還要承受來自外界的各種壓力，不到半年時間，年僅三十幾歲的大姨就脫掉了大部分頭髮。

等大姨夫終於返回，十分機密地告訴大姨組織上一度追逼他交代的問題是：當年國民黨撤離大陸的時候，曾用過該縣（當時大姨夫任縣委書記）所屬的碼頭。因為大姨夫後來有一個國民黨員的岳父，說他有與國民黨特務做裡應外合的嫌疑。組織並指出兩條路以供選擇：一、交代問題，坦白從寬。二、與國民黨特務的女兒離婚。當時大姨還開玩笑說：那你回來離婚嘛。大姨夫答道：憑什麼離婚？我的六個兒女是從哪裡來的？由此可見共產黨員也有人性存在。大姨與丈夫感情甚篤。

母親對大姨一直有意見，因為在外公被關押的近二十年裡，作為長女，大姨從來沒去探望過。外公出來後的一年多時間裡，她也未敢與父親會面。甚至外公去世，她都不敢前去送葬，在外人看來實在有悖親情常理。

母親總是埋怨大姨說，把烏紗帽看得比命都重要，生怕樹葉掉下來打破頭！就在是否為外公辦理平反的這件事兒時，母親還頂撞大姨說：翻歷史的舊帳，你們怕丟烏紗帽，就由我去找好了，我一介平民沒啥可怕的。其實，在外婆的眼裡，大姨一直是至賢至孝的女兒。我想在大姨的內心深處，一定有她難以言表的矛盾和痛楚，她並非棄情絕義之人，只是中共殘酷的政治環境逼迫得她不得不在某些事情上違心行事，以保全自己。中共的迫害和對人性的扭曲，自此可見一斑。

光陰如梭，如今母親也已經退休。做了一輩子教師的母親時時想起外公悲慘的一生。每當過年和清明節的日子，母親總會擺一桌酒菜來祭奠外公，去給外公送紙錢。希望外公在另一個世界裡平平安安，如果轉生就到遠離共產黨的地方，投生到一個好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