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年代】顏寶剛｜海外香港媒體人聚會感受同路人互相支援｜大紀元時報香港

我有份參與發起的《香港海外傳媒協會》（HKMO）在2022年10月成立，距今剛好約一周年，上周我們在倫敦舉辦了一個新春暨周年聚會，期間邀請了多位已移英及海外的傳媒行家友好、學者、導演聚首交流，席間還邀請了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國際律師團隊、人權律師Caoilfhionn Gallagher，作為晚會主講嘉賓。

晚會在一片愉快的氣氛中度過，大家雖然離散海外，但很高興是很多傳媒朋友繼續以不同「自媒體」身份繼續為香港發聲，亦很高興在這個場合見到好多熟悉面孔，有好多已經是多年好朋友，亦有很多雖然素未謀面、卻是我每日都會看、會聽的YouTube主持，由於實在太投入，還弄到自己以為與對方好熟，其實都是第一次見面，但原來大家早就透過對方的頻道內容相互了解，現在反有相逢恨晚的感覺。

我自己過去多年來都是從事財經新聞採訪，但為何無端端會走去發起一個海外傳媒組織呢？我的答案其實好簡單，自己30年前在傳媒黃金年代加入媒體行業，既受惠當年行業高速發展，甚至還有資源可以發起籌組第一個香港財經台，自己多年來亦跟隨過不少好好的上司學習了很多，現在雖然離開了崗位，但對新聞自由關注從來無減少，亦都希望可以繼續在海外以不同形式及崗位支持在香港行家、朋友。

回顧過去一年工作，香港海外傳媒協會首要關注的是香港記者面臨長期監禁的不公對待和獨立新聞媒體被逼關閉的情況。《香港海外傳媒協會》多次發表公開聲明，支持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同業。

除了關注及支持香港受壓迫的新聞自由，《香港海外傳媒協會》亦希望能對已離港的新聞工作者作出支持，去年初我們與國際記者聯盟（IFJ）進行問卷調查，發布《流散海外香港記者調查報告》，是近4年在新一波移民潮下首個同類調查，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流散海外的傳媒工作者超過一半人不再從事媒體行業工作，很多人因為在香港的經歷導致他們筋疲力竭，甚至受到創傷；然而有三分之二的人仍希望可以重返媒體行業工作崗位，反映流散海外的香港媒體社區面臨多重挑戰，但他們仍努力捍衛香港新聞自由的精神及傳統。

事實上在海外不少媒體人都好努力在自己崗位上，發揮捍衛言論自由的功能，但我自己有時會想，作為一個個體，就算有過萬的Follower或者10萬計的Like，但對政府來說，都只是一個個體，要發揮海外更大的影響力，是否可以有一些機會令我們可以更聚合大家的力量，為我們共同關心的議題、為一些不公義的行為，可以共同發出我們的聲音？

更重要是特區政府現在進行的23條立法，因為諮詢文件建議新增「境外干預」罪，結合23條中修訂殖民地年代的「煽動意圖」罪，根本就是針對香港境內外的所有「軟對抗」，因為新的煽動意圖罪不單會提高刑責，更甚是將煽動針對的對象包括全個政府機關、以至引起香港特區或中國不同地區居民之間的憎恨或敵意，均屬納入煽動意圖罪，顯然而見，過去幾年在社交平台及YouTube出現過的一些熱門批評政府的「軟對抗」帖子，日後都可以歸類為煽動意圖。

近日《香港記者協會》向政府提交意見書，就《基本法》第23條諮詢表達意見，但卻被保安局及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批評記協缺乏代表性，我對有關不準確言論深感遺憾。政府和其它組織應該注意的是，記協於1968年成立，是一個工會，在香港沒有其它組織有如此悠久的歷史。而在國際上，記協隸屬於總部位於比利時的國際記者聯盟（IFJ），是全球最大的記者工會聯合會。且它代表來自146個國家187個組織的超過60萬名媒體工作者。 IFJ 是教科文組織的準會員，自1953年以來一直在聯合國代表記者。

面對香港的新聞自由日益被收窄，因此今年香港海外傳媒協會的工作，是希望支持海外的媒體朋友，我們近日發起一項協作計劃，包括希望作為一個中間人，令不同平台的朋友連結起來，目標是可以在本身平台分享其它參與計劃的媒體內容，甚至好像一些跨平台的合作，大家可以Cross Over內容，令傳播力可以去得更廣、影響力可以去得更遠。

紐約時報中文版近日有一篇專題文章《「潤」出中國後，他們開始「重建中國」》，指從東京、清邁到阿姆斯特丹和紐約，不少移居海外的中國公民正在構建在中國遭到禁止的公共生活，培養自己的公民意識——而這正是共產黨不希望看到的。

他們開設中文書店、舉辦研討會並組織民間團體。這些移民正在創造一個不同的中國，一個更有希望的社會。在過程中，他們正在重新定義作為中國人的意義，去年就有4家中文書店在東京開業。組織這些活動的移民表示，他們認為學會無所畏懼地生活、相互信任並追求一個有目標的生活非常重要。

就像中國的公民在海外冀建立自己的公民社會，我們一批近年由香港離散到海外的人，希望大家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我們要開始尋找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提供支援並重新建立一個Hongkonger 的公民社會。 ◇